从大数据来看，收入过低，同时又没有朱元璋那样极为强硬的高压铁腕的反腐措施，则很容易引发大面积的贪腐。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薪俸最低的两个朝代，这两个朝代后期腐败程度之深、面积之广，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登峰造极。然而，低薪其实不一定导致贪腐。

对曾国藩的研究可说是当下的一门显学，但人们对他的关注多集中在其事功和道德文章。而历史学者张宏杰的新书《给曾国藩算算账》从曾国藩的收支情况入手，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曾国藩，也展现了一幅真实的清代京官经济生活画卷。阅读这本书，不但使我们对曾国藩有新的认识，也能引发我们很多其他的思考。围绕该书，本报对张宏杰做了专访。

十三年京官生涯，怎一个“穷”字了得

读书报：您的研究细致梳理了曾国藩的经济生活，在研究过程中，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张宏杰：曾国藩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凤凰男。一家人从小拼命供他读书，希望他通过考学，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去北京参加会试，需要亲戚们东拼西凑才筹齐路费。后来曾国藩读书成功，被朝廷授以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相当于副处级，然而家里人却未曾沾到什么光。道光十八年曾国藩中了进士之后呢，曾经衣锦还乡，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临走的时候，他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跟他们告别。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比大舅强一点，也好不到哪去，三间茅草房，东倒西歪。二舅送他走时，对他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外甥你将来如果做外官，我一定给你做烧火夫，就是你让我跟着享几天福吧。曾国藩到北京整整当了五年的官，没有给两个舅舅寄过一文钱。这个二舅最后没有等到享外甥的福，几年后贫病而死。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嚎啕大哭了一场。

曾国藩在北京做了十三年京官，十三年当中，他的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就是一个字，穷。

清代到北京作官，成本高昂，需要准备高额的路费以及到京后租房的费用，所以很多人进京为官前，都要想方设法筹集资本。曾国藩是通过一家一家“拜客”来获得“贺礼”的办法来筹资。他在老家湖南省花了近一年时间，奔走了近三千公里，拜了一千二百多家，其中不光有亲戚朋友家，还有大量无亲无故的商铺和官员，一共收到了将近1500两“贺礼金”。这种“筹资”方式，以前还没有人提及。

还有，曾国藩到四川担任乡试主考时，为了保持翰林体统，带了整整七大箱官服上路，但是因为无力负担过高的购置费用，他戴的蜜蜡朝珠居然是假货。出京前，他要仆人买一个“小戥子”，用于称量路上地方官员所送银子的重量。

他老人家在做京官时，成天为钱发愁。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那时曾国藩已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堂堂副部级，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费。

读书报：曾国藩的官为什么当得这么穷呢？

张宏杰：主要原因就是清朝的低薪制。在清朝的俸禄体系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文官，年俸是125两白银。清代一两白银的购买力，如果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大致心里有一个数，我们用大米购买力换算的方法，大概一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当时曾国藩一年的工资加上所有津贴换算过来就是25000元钱，每月2080元钱。所以曾国藩没钱的第一个原因是收入低。第二个呢，也很简单，花费大。道光二十年，曾国藩衣食住行全部的经济开支加起来为620两白银，也就是说他这一年的财政赤字是495两白银，相当于99000元人民币。做一年官，赔了这么多钱。

读书报：花费这么大！？他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

张宏杰：曾国藩毕竟是朝廷命官。在传统时代，不管收入多低，官员都要维持他的尊严和体面。首先住房不能合租，必须是租一个像样的四合院，独门独院，门口挂块牌子，某某官宅。曾国藩房租年支出160两，仅这一项就比他全年工资都高了。第二大支出是社交应酬。清代礼仪繁琐，随份子比今天多。另外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了之后，你也不能不回请。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给朋友婚丧嫁娶、朋友父母生日送的礼，加起来是70多两白银。他自己请客吃饭用了40多两。这两项加一起就是110多两。第三是买服装的支出。清代对官服的要求非常严格、非常琐碎。春夏秋冬，一个官员的帽子、衣服、鞋都有严格的要求。然而清代没有公款采购制度，你进京当官，这一套都置办齐了，至少得500两到800两。很多京官不得不长期租借官服。基于社交需要，曾国藩买自己的衣服、夫人孩子的衣服花了相当多的钱。另外，交通费支出也十分昂贵，却没有公车、没有交通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