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支部队上到军官下至士兵，仍然保持北洋陆军服制，就连帽徽也是五色五角星。不仅如此，这支部队还坚持打出北洋政府时期的五色国旗和军旗，在国民政府的统辖区域内继续坚持了五年。

自1928年东三省易帜后，中华民国版图上就遍布起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但在此情况下，却有一支部队上到军官下至士兵，仍然保持北洋陆军服制，就连帽徽也是五色五角星。不仅如此，这支部队还坚持打出北洋政府时期的五色国旗和军旗，在国民政府的统辖区域内继续坚持了五年。它，就是吴佩孚的卫队。

一、青天白日旗下的“五色军”

吴佩孚的卫队成立于1925年10月，番号是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卫队团，它的底子源自常年追随吴佩孚的卫队营和刘玉春的北洋陆军第8师一部，当时辖四个营，团长由吴佩孚担任师长时的老营长曹天明担任。

北伐战争开始时卫队团驻防武昌，当北伐军包围武昌城前，卫队团奉命留两个营协助城守城，主力由曹天明率领跟随吴佩孚避往郑州。此后武昌被北伐军攻占，卫队团则以两营编制继续留存。

1927年2月，张作霖以“援吴伐赤”名义入关，并趁火打劫攻下郑州。势单力孤的吴佩孚被迫带着孚威上将军公署一干幕僚眷属、以及卫队团残部共计3000余人退往巩县。5月，吴佩孚又遭冯玉祥部(当时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进攻。吴佩孚只得带着残部先退邓县、再退南阳。一路上狼狈致极，卫队团也从原本的1000余人锐减至400余人。好在奉冯玉祥之命追击的第38军军长张联升原也出自北洋，且与吴氏有旧，他不打算歼灭吴部，并派人与吴取得联系，表示追击“完全为了应付冯玉祥。希望你们不用跑得太快”、“你们干你们的，我们干我们的”，这才使吴佩孚带着残余部属成功脱险。

1927年7月13日，吴佩孚带着剩余的2000余人抵达巴东。在那里，有杨森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一部驻防。作为四川老牌军阀的杨森曾在四川内战中落败，后得到吴佩孚援助才重新入川。因此，杨森感念吴佩孚恩惠，决心迎吴入川，并划出奉节白帝城作为孚威上将军公署驻地，卫队团残余的400余人也随之入驻。

蒋介石听闻吴佩孚在四川残喘，便于12月28日下令通缉吴佩孚，并屡次电令杨森解决吴佩孚及其卫队。但杨森以“森之老长官穷途末路，仅系游历性质，优游林泉，绝无政治作用”为由敷衍过去。

杨森不仅收容吴佩孚及其部属，还给他们准备了丰厚的礼物。弹药补给、日常用品一应俱全，卫队官兵每人能有一套短装军服，军官幕僚则有长袍马褂，眷属使用的胭脂、香粉、肥皂、袜子、高跟鞋也有齐备。杨森可谓尽心尽力，使吴佩孚和他的卫队能在满是青天白日旗的地方，继续无忧的打着北洋旗号。

二、卫队团的“万里长征”

青天白日旗之侧，岂容五色旗继续存在?

蒋介石无法容忍吴佩孚的存在，但当时的四川政局又无法直接干涉，于是心生一计，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身份将杨森撤职，提拔杨部师长郭汝栋继任军长，命郭氏解决吴部。此举使第20军产生内乱，就连负责保护吴佩孚的师长范绍曾也转而倒杨，不再管吴部死活，这就迫使吴佩孚带着所属暂时至大竹“避祸”。

1928年6月9日，邓锡侯部师长罗泽洲以增援杨森为名调兵一旅将卫队团突然包围。

想乘机枪地盘，但担心吴佩孚将来会东山再起，不敢强攻。于是派人觐见吴，表示此举是因为“南京的压力”，并愿意提供一笔川资离开，以换取卫队武装好向南京交差。

吴佩孚失去杨森保护，卫队团又没实力抵御进攻，只得妥协。于是在6月10日这一天，罗部第1旅发起“猛攻”，卫队团则在“顽强抵抗六小时”后被“歼灭”。事实上，吴佩孚带着幕僚眷属和卫队共计2000余人在罗部旅长熊玉璋的保护下顺利抵达绥定檀木场安顿下来。在那里，吴佩孚见到了刘湘、田颂尧、邓锡侯等人的使者，他们都向吴表达善意，并愿意继续接济。

于是出现了比较戏剧性的一幕。这个月杨森给钱，第二个月刘湘给钱，第三个月邓锡侯给钱，第四个月田颂尧给钱。从第五个月开始再从杨森开始，使吴佩孚及其部署能够继续衣食无忧。至于蒋介石在知道真相后，也因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的联合反蒋而无暇顾及。

事情总有必须解决的时候。蒋介石在获得中原大战胜利后，再次想起了吴佩孚。这次他没硬来，而是“邀请”吴佩孚进京共商“国事”。这么一来，对吴佩孚示好的川军众将，甚至连已经恢复第20军职权的杨森都无法继续留吴了。

在南京的不断邀请和四川民众的压力下，吴佩孚于1931年5月27日发表“致川军众将领”电，作出前往南京的姿态。8月6日，吴佩孚启程抵达成都，但一天后却改变主意，他担心蒋介石会在南京解决自己，于是在8日这一天打着“进京”旗号转道甘肃另寻安身之所。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忠于吴佩孚的400余卫队团官兵在8日开赴灌县。16日经茂县开赴松潘，再入甘南，开始了一次小规模的长征。

吴佩孚经文县、武都抵达天水时，成功拉拢甘南实力派马廷贤，并在马氏支持下改善所部生活。马廷贤为此每天都设宴招待，就连普通的卫队士兵都能品尝到兰州特色的“八大碗”。一时间，天水有名的饭店和南货店被一扫而空。

吴佩孚在甘肃的动静再次引起蒋介石重视，他严令马廷贤抓捕吴佩孚，缴其武装。这使刚安顿下来的吴佩孚不得不在马廷贤的“武装护送”下经陇西、渭源、临洮于11月7日抵达兰州。

幸运的是兰州政局正陷入“雷马事变”的混乱中。吴佩孚借此机会出面调停雷中田与马鸿宾的矛盾，并促成雷中田在三天后释放马氏，甘肃政局转危为安。可蒋介石一面命令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麟抓捕吴佩孚，一面命令陕西的杨虎城抽兵入甘“平乱”。

12月8日下午，兰州城外突然被陕军包围，吴佩孚和卫队仓促间无力抵抗，只得乘陕军还没入城的情况下在9日深夜偷偷逃往宁夏。在宁夏，吴佩孚又因得不到地方军阀支持而改投包头。可驻防包头的晋军也处于寄人篱下的境地，吴佩孚只得自找台阶，在对外公开表示要“共救危亡”、“共赴国难”后，带着眷属和卫队继续东行，于1932年1月31日抵达北平。

此时距吴佩孚离开四川已经过去了七个多月，他和卫队则经历了动荡的6000余里路途。如果从吴佩孚在郑州出发的路程来算，则要再加上3000多里，可谓一次小规模的万里“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