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三国志》的人，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三国时魏国的奠基人曹操设置的“校事”，就是一个类似明朝东西厂的特务机构。世人皆知，曹操疑心特重，对谁也不放心。为了及时掌握群臣和民问对他是否忠心，便广布耳目、刺探隐秘，这跟他诡诈残忍、善用权谋的心理也十分吻合。

（魏太祖曹操 《三才图会》 明刊本）

《三国志》里说，建安元年，曹操拜司空(三公之官)。三年，回到许昌，初置军师祭酒(这是司空的僚属，也是曹操置官之始)，后来出现一种特殊的官员“校事”，第一任校事的头目是卢洪、赵达。至于他们如何为所欲为、滥用权力、残害无辜，古籍里着墨不多，但当时军中流传这样的谚语:“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这足以说明曹操的“特务”都是鬼见愁一般的人物。

曹操时的法曹椽(相当于现在的最高大法官)高柔，曾就“校事”严重破坏朝政与体制向曹操进谏:“设法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曹操却回答:“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事无大小皆能侦悉)，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曹操说得很坦然，如果将全部精力用在“刺举”上，贤人君子能做得到吗?这说明，这些“校事”是在曹操默许下行事的。但曹操又根本没拿他们当人看(起码没把校事跟贤人君子同等对待)，这也是曹操对待“特务”的态度跟大明王朝统治者宠信特务的最大区别，否则像高柔那样的正直法官也会遭特务暗算。

史书载，数年间，吏民被“校事”刺探及秘密抓捕的案件数以万计，高柔等始终上表要求核对虚实还民公道。从这些记载看，曹魏的“特务机构”造成的“冤假错案”并不比明王朝逊色。

在“特务”的设置上，曹操的后代跟朱元璋的子孙也是一样的，越往后越猖狂。到曹芳接位，校事的权力丝毫不比明代东、西厂小，他们上察官庙、下摄众司。法造于笔端，狱成于门下。直到司马氏专权之后，考虑到“校事”都是曹魏旧人，才下旨撤销校事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