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编完《资治通鉴》不久，宋神宗驾崩，八岁的太子继位，太皇太后听政。这位太后派人到洛阳问司马光何为当务之急。司马光答：“近岁士大夫以言为讳，闾阎愁苦于下而上不知，明主忧勤于上而下无所诉，此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归怨先帝。臣愚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凡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仍颁下诸路州军，出榜晓示，在京则于鼓院投下，委主判官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军投下，委长吏即日附递奏闻。皆不得责取副本，强有抑退。群臣若有沮难者，其人必有奸恶，畏人指陈，专欲壅蔽聪明，此不可不察。”

朝廷接纳此意见，拟了诏书，然而诏书却有一条尾巴：“若阴有所怀，犯其非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顾望朝廷之意以侥幸希进，下则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若此者，必罚无赦。”共列出六条。司马光接了太后送来的诏书，读到那条尾巴，当即表示：“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他遂上书请求删除那“六条标准”，解除禁区，任人鸣放。太后纳谏，于是朝廷收到了成千的意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