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长梁兴初化装成“中央军”中校，曾思玉和指导员曹德连化装成少校，几名机关人员和副连长刘云标化装成少校副官，走在队伍的前面。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庄春贤，原题：《长征途中毛泽东三夸曾思玉》

在长征途中，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他亲自与担架员谈话，为毛泽东选定担架员；在党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中，他亲自为毛泽东送急信，和毛泽东结下深情厚谊；他带侦察连意外缴获国民党报纸，使毛泽东获得陕北苏区有红军的消息，从而确定了长征落脚点。他这三次行动得到毛泽东的夸奖。他就是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原济南军区司令员、信丰籍老红军曾思玉。

得知曾思玉就是红二师通信部主任，曾为自己挑选过担架队队员之后，毛泽东禁不住地夸奖他：“你这位信丰老表很精干哪！”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上旬，红一军团第二师由兴国撤至于都县的段屋、宽田地区集结待命。这天下午，烈日当空，天气格外炎热，时任红二师师部通信主任的曾思玉正在离师司令部不远的一棵硕大的樟树下检查武器装备。忽然，第二师参谋长李棠萼高声地喊道：“曾主任！你赶紧来司令部一下。”曾思玉应声回答：“好！”便立即一路小跑，走进了师司令部。李棠萼郑重地告诉他：“曾主任，你明天一早带一个排，到红军总部去领地图。”并交待说，领地图的事你知道就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同时还把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写给刘伯承总参谋长的信交给他。

第二天一早，曾思玉带着一个步兵排、两个挑夫出发了，一路急行，大约走了30多公里路程，下午4时左右才到达红军总部。当即把信呈给了刘伯承。第二天早餐后，曾思玉到总部收发室，领到地图后，才又去面见刘伯承，看刘伯承还有什么话要交待。刘伯承说，千万不要把地图弄湿了，并交给曾思玉一封信，然后神情十分严肃地说：“一定要把这封信保管好，回去交给你们师长，并发个电报回来。”

听完刘伯承的指示后，曾思玉立即敬礼，表示坚决执行命令。那时没有塑料布，曾思玉就用油纸（桐油刷纸）包好地图，一路急赶，顺利地回到师部，然后把信交给陈光师长。陈光告诉曾思玉现在就把地图分到各个团去。在分完地图后，陈光问曾思玉：“你是信丰人吧？对新田、古陂、安西、小河、正平一带的地形熟不熟？”曾思玉爽快地回答：“我是土生土长的信丰人，对你讲的那些地方，我都非常熟悉。”陈光高兴地说：“那你是一张活地图啊！现在部队要突破国民党粤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就在信丰那几个地方，既然你对那些地方很熟悉，大部队的行军就由你当向导了。”

10月16日傍晚，红二师从宽田出发，渡过于都河，向安远、信丰方向挺进。曾思玉作为师部通信主任，每到一地，不但要保障师部对内对外的联络通讯，而且还要调查行军路线，侦察地形和敌情，经常参加侦察连的集体行动。为此，他备有三套“行头”：红军服、国民党军装和老百姓衣服，见机行事，按照需要，随时换装，从而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他的各项任务。

1935年4月底的一天，陈光接到红军总部保卫部门通知，因毛泽东患病，要红二师给毛泽东挑选担架队员。陈光将这一光荣任务又交给了曾思玉。曾思玉接受任务后，在全师担架队里挑了六位年轻力壮的担架队员，他们分别来自瑞金、兴国、于都等地。其中一位肖班长和一位姓刘的兴国老表是曾思玉比较熟悉的。在贵州桐梓县，曾思玉因流鼻血，部队要出发，师首长派一副担架抬着他走了两天时间，抬担架的就是肖班长和刘同志。

在抢渡金沙江的路上，中央纵队休息让路，让红二师先行。毛泽东坐在担架上利用休息时间看书。负责毛泽东日常事务的管理员、警卫员、挑夫和抬担架的6名担架队员陪同他休息。当曾思玉经过时，担架员肖班长大声地喊：“曾主任，曾主任，你们怎么这么快就赶上来啦！”毛泽东听到喊声，立刻放下书本，好奇地问身边担架员刘同志：“哪个是曾主任？” 刘同志用手指着曾思玉告诉毛泽东：“他就是我们红二师司令部通信主任曾思玉，他是我们江西信丰老表，我们几个担架员就是他一个一个跟我们谈话后选定的。”曾思玉赶忙跑上前去，向毛泽东敬礼和问好。这时，肖班长赶紧向曾思玉汇报：“遵照你的指示，我们一路非常小心谨慎，毛主席非常关心和体谅我们。道路不平或爬山时，他不坐担架，在警卫员的帮助下，拄着一个拐杖行走。只有在道路平坦时才坐在担架上看书。”曾思玉对这几个担架员说：“你们辛苦了，一定要照顾好毛主席！”毛泽东随即问曾思玉：“你今年多大岁数啦？”曾思玉回答：“报告主席，我24岁了。”毛泽东笑了起来：“才24岁呀，年轻小伙子嘛。”然后又说：“你这位信丰老表很精干哪！我曾五次到过你们信丰。1930年4月，我率部队攻克你们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还送过十支步枪给你们县苏维埃政府。”曾思玉接上话：“那年你还在我们县城大王庙召开了群众大会，我已经参加了赤卫队，当时部队派我下乡，所以没能聆听到你的讲话呀！”毛泽东“噢”了一声，接着说：“1932年7月，我还在你们县城水东村新屋里住了14天，你们县城有一座宝塔，十分漂亮。离宝塔不远处的桃江河上有一座长廊式的、上面盖着瓦的水东桥也十分雄伟壮观。信丰土特产很丰富，有数百年历史传统的三宝‘萝卜、烟叶、红瓜子’，还有红辣椒、草菇，尤其这草菇鲜嫩无比，美味可口……”毛泽东十分亲切地与曾思玉攀谈起来，最后鼓励他：“通信工作很重要！有许多命令的传达就要靠你们用铁脚板去完成的。”“要想革命就不能怕死，就要克服困难，吃苦耐劳。”这是曾思玉第一次面对面地聆听毛泽东的教导，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又第一次得到毛泽东的夸奖，一路上曾思玉都兴奋不已。

曾思玉奉命为毛泽东送信给徐向前。出发前，毛泽东对曾思玉说：“你不是给我选派担架员的曾主任吗？主任亲自出马，一个顶俩。”

长征途中，在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的抉择上，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主义倾向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关键时刻，党中央果断决定率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毛泽东亲笔给徐向前写了一封十万火急的信，避免了一场红军打红军的悲剧。这封生死攸关的急信是谁送的呢？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6月18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胜利会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两军会合后的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苏区，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但是张国焘了解到中央红军人数不足3万，而他有8万多人时，开始自恃人多枪多，个人野心逐渐膨胀，主张两军会合后，控制川西北地区，向南进攻。他在北上与南下的战略行动方针上从阳奉阴违到公然反对。8月3日，红军总部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包括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即红一军团）、第三军（即红三军团），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率红一方面的第五军（即红五军团）、第三十二军（即红九军团）及军委纵队的小部分与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左路军。两路军到四川省的班佑会合。

1935年8月下旬，右路军到达四川省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9月8日晚，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在养病的周恩来处开会，讨论北上与南下问题。深夜10点，以参会7人名义电告张国焘，敦促他率左路军北上。9月9日上午，张国焘对党中央电报置若罔闻，给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发了一份密电。当时陈昌浩正在主持一个会议，译电员吕黎平见他正在讲话，就把电报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匆匆看了一眼就吓得愣住了。电报的核心内容是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叶剑英感到事态十分严峻，借机离开了会场，悄悄赶到一二百米外毛泽东的住处，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电报后嘱咐叶剑英交给陈昌浩。

当会议结束后，陈昌浩得知了张国焘的密电内容，就找到毛泽东说：“我接到来电要南进，怎么办？”毛泽东回答：“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就要开个会研究一下，周恩来、王稼祥病重，都住在三军团司令部，我和洛甫（即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和周恩来、王稼祥开会研究一下吧。”陈昌浩点头表示同意。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