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在生死考验面前威武不屈、英勇无畏；无论遭受什么挫折和磨难，从未动摇过当初入党时的庄严宣誓。如此壮举，就是因为他们对理想信念矢志不移，坚守立场，一心向党，自觉与党同心同德。

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铸造了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成就了伟大的功业，展现了光辉的人格。本文撷取的正是最能凸显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典型事例———长征时期数位共产党人在遭遇极端恶劣处境与党失联后，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千里执著找党。

漆鲁鱼远涉千里遭磨难乞讨找党

在战火纷飞、险象环生的长征时期，共产党人漆鲁鱼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立志一定要找到党组织。他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艰辛跋涉千里，坎坷连连，历经3年，辗转广东兴宁、汕头和上海等地，饱尝艰难困苦和曲折险阻，终于找到了党，表现了他屡遭磨难志不移的坚强决心和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在党史上留下了一段千里找党的感人佳话。

漆鲁鱼（1902-1974），重庆市江津李市镇人，是漆南薰烈士（曾任《新蜀报》主笔，牺牲于1927年“三·三一”惨案中）的侄子。他早年留学日本学医，1929年在江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受党组织派遣到上海做地下工作。1934年赴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卫生部保健局局长。

1934年10月间，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前夕，因陈毅身负重伤，中央决定他就地留下治疗，并决定将漆鲁鱼一道留下护理陈毅，且兼任江西省军区卫生部长。

红军长征后，在敌数次“围剿”中，漆鲁鱼与部队失去联系。之后不久又在赣南寻邬县落入敌手。在法庭上，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急中生智，不慌不忙地辩称自己是“曾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敌人将信将疑，便心生一计进行验证———带来病员叫他诊断。他熟练地给病人诊断一番并用英文娴熟开出处方。敌人见他是留日归国的医生，经审讯也找不出什么破绽，数月后便释放了他。

1935年5月，获释的漆鲁鱼急切盼望能与党组织尽快接上关系。可党中央和红军已经长征，原来的关系早已断绝，苏区已被敌人占领，要找到党组织极为困难。他深思熟虑后决定到广东省兴宁县去找曾共过事的老蔡同志从而找到党。

可是，沿途全是国民党军队布下的岗哨和密探，漆鲁鱼人生地不熟，又身无分文，真是寸步难行。面对如此千难万险他依旧暗下决心：就是沿路讨饭，也要找到党组织！

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漆鲁鱼从江西省的瑞金出发，从这年的盛夏走到初冬，一路风餐露宿、乞讨度日，徒步行程800余里，最终到了广东省兴宁县城。期间，每天讨来的残羹剩饭难以果腹，身穿的单衣也褴褛不堪难以御寒。对于这些苦难他都可以毫不在意，因为他的心中始终不渝地期盼着能早日找到党。但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他跋涉千里也没能在兴宁找到老蔡！

漆鲁鱼到处寻找党的同志，却始终杳无音讯。但他要找到党的初衷始终没有改变。于是，他又继续从兴宁一路行乞辗转赶到400多里外的汕头那个曾经工作过的秘密交通站寻找。然而，到了汕头才发现，原先老蔡开设的药房早已人去楼空。

思来想去，漆鲁鱼感慨万千地决定：“只有回上海找党了。”然而赤手空拳，路途遥遥，再徒步前行何日可至？最后，他设法找到一家慈善机构，说服负责人为他买了一张到上海的船票，以难民身份踏上去上海继续找党的征程，他在底舱熬了几天，终于来到上海。

此时，白色恐怖正笼罩着上海。过去相处的革命同志都已撤离，可靠的亲友也不知去向。一连几个月过去了，漆鲁鱼连一个认识的朋友都没能找到。

极度困苦中走投无路的漆鲁鱼想到了鲁迅但又不知到何处去找。只好在繁华的上海闸北区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一带，继续以乞讨来维护最低的生计，度日如年，仅盼有朝一日能与鲁迅相遇。然而，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环境复杂、行人又多，他转了一天又一天，望了一月又一月……两月过去了仍未能如愿。长时间的乞讨生活使他身患痢疾等疾病，以致两眼深陷、枯瘦如柴，身体极度虚弱。

直到11月，正当漆鲁鱼陷入难以维持的困境时，有一天在上海北四川路遇到老同学、复旦大学教授何鸣九，他才有了转机。何思想倾向进步，将漆接到家中让他休养，还帮他打听消息。从此他结束了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行乞生活。在何帮助下，漆与堂兄漆相衡取得了联系，但此时堂兄已脱党，何鸣九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样一段时间后仍没党组织的线索。漆得知情况后非常失望。

在上海，漆鲁鱼经多方打听，预感到一时在此不可能找到党组织，便结束半年多的乞讨生涯，于1935年年底返回老家四川江津，寻找当年入党时的关系人。殊不知，当时不仅是江津甚至整个重庆都没有党组织的存在。

在家待着的时间里，漆鲁鱼深觉离开了党组织，就像孩子离开了母亲，心中时刻思念着她。一天找不到党就一天都不安心。1936年2月，永不放弃的他再次告别家乡父老来到重庆，继续积极找党。而且他坚定地想：即使一时找不到党，也要主动坚持战斗。而此时他所面临的重庆形势又是怎样的呢？土地革命时期，敌我力量悬殊及党的“左”倾错误致使重庆革命力量遭受惨重损失，到1935年夏重庆已无党的组织。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漆鲁鱼的到来才有所改观。漆鲁鱼到重庆后，暂时借住在叔父漆南薰的遗孀家里。他秉持坚决要找到党的信念，先自觉开展起进步活动。他敏锐地注意到《商务日报》的进步倾向，便试着写了一篇国际评论，以“鲁鱼”的笔名投向《商务日报》。牛刀小试，漆鲁鱼很快就崭露头角。不久，漆鲁鱼成为《商务日报》撰稿人，并结识了《商务周报副刊》主编温嗣翔，此后又通过温嗣翔认识了聚集于副刊周围的甘道生、侯野君、刘传等知识青年。

这些进步青年很快将漆鲁鱼视为他们的同路人和引领者。漆鲁鱼从甘道生、温嗣翔口中，了解到重庆已经没有党组织。他感到由自己去找到党的希望太渺茫，便决定以积极开展进步活动来引起党组织的注意。其时，重庆建党时期的重要人物、曾是青年团重庆地委第一任书记的周钦岳也结束了在日本的流亡生活，重回《新蜀报》，出任该报总经理。漆鲁鱼得知消息后，即托叔母介绍与周钦岳认识，进入《新蜀报》，得到周钦岳的支持，被聘为主笔。随即他经常在报上发表抗日救亡的文章，进行爱国等思想宣传，鼓舞大家团结起来一致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