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女子中学是现在上海市唯一的一所女中，也是全国保留不多的女子学校。在男女同校、接受同等教育的今天，女中显得特立独行。有趣的是，在一百多年前，第三女中的前身圣玛丽亚女校和中西女中创办之初，女中也是特立独行的——在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讲求三从四德的传统中国，让女孩子抛头露面进入学堂接受教育，是不可思议的。教会女校在中国的历史，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兴起的历史。

兴起：贫苦女孩的收容所

张爱玲毕业于圣玛丽亚女校，宋氏三姐妹毕业于中西女中，林徽因毕业于英国教会所办的培华女中……教会女校在中国给人印象与“贵族学校”几乎等同，然而在创办之初，女校却几乎等同于孤儿院、弃婴堂的地位。

19世纪中期，随着《南京条约》等签订，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早期来华传教士，初期都在民间传教，但中外文化差异使传教收效甚微。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学校给年幼的孩子灌输教会意识，并培养本土传教力量，成为传教的选择。

女校更是成为贫苦女孩子的收容所。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的第一所女校文纪女校开办于1851年，起初只有8个学生，都是揭不开锅的穷苦人家，抱着“给家里省口饭，也让孩子能活下去”的心态送去。女校的课程针对这些女孩设置，也都是一些生存技能。1855年10月4日，女传教士钟凯琳（Catherine Jones）写给纽约传教会总部的信中，记录了女校的日常教学活动内容，其中课程包括使用上海方言阅读四福音书、使用上海方言上阅读和书写课、针线课、绣花课等。教会学校的例行祷告，竟然也是来自美国的女传教士迁就学生使用方言教授。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积淀，到19世纪末，教会女校积累了一定口碑，当地人都知道教会愿意收留女孩，也开始愿意把女孩交给教会抚养。中国男教士也赞同这一做法，女校学生毕业后，可以由教会做媒，嫁给男教士组成基督徒家庭，成为教会信徒来源——圣玛丽亚女校学生与毗邻的圣约翰大学男学生就多有结亲。1888年，圣玛丽亚女校校长黄素娥——一个本地女传教士嫁给了从美国来华传教的圣约翰大学教师卜舫济，二人穿着中国传统服装拍摄结婚照。英俊的卜舫济对黄素娥敬爱有加，“她帮助我了解中国人民最好的品质和特性，对此我无以为报。”这也可以说是年轻教士对中国刚起步的女子教育的极高评价。

兴盛：中西结合的教育

女校发展也影响着中国社会，女子该享有教育权开始被民众甚至政府接受，并以法规确定下来。1907年，清政府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1912年1月，民国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明确宣布女子同男子享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利。

在梁启超、经元善等人的倡议和筹办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子学校上海女学堂（又称经正女学）于1898年成立。其后，务本女塾、爱国女学、城东女学社、宗孟女学堂等华人女校纷纷创办。至1920年代初期，上海已有40余所华人私立女校，呈现华人女校与教会女校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之势。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女子教育理念的普及，中国一些上流阶层家庭开始主动把女儿送入女校接受教育。进入女校学习是一种身份的彰显，而且女孩子在女校“镀金”以后身份也大不同，能娶到女校学生在社会上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这种骄傲并不是一种虚荣，民国时期一些至今闪亮的名字出自女校。

著名建筑家、作家林徽因12岁时就读于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中，1920年，她16岁时随父亲游历欧洲，为父亲做翻译，英语流畅，举止大方，一举成名。此后她参与新月社，不乏精彩诗作，又随梁思成赴美攻读建筑学，回国后入营造学社，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著述颇丰，建国后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徽设计。

宋霭龄、宋美龄、宋庆龄三姐妹出自上海中西女中。宋霭龄留美毕业后回国，经父亲推荐任孙中山的秘书，精通五种语言，同孙中山到全国各地勘察，参与制订营建20万里铁路的计划。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热心政治，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宋庆龄践行孙中山三民主义道路，为国共两党合作搭桥铺路，起到重要作用。

著名作家张爱玲曾就读于圣玛丽亚女校，在校期间，她开始写作并在学校刊物《凤藻》上发表过四篇文章：小说《不幸的她》，散文《迟暮》、《秋雨》，议论文《论卡通画之前途》，这是她文学生涯的起步。后来她的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写了一个教会女中的故事，其中写到东三省沦陷，学校组织救国会的情景，与她在圣玛丽亚女中时加入“国光会”的情形也颇为相似。离开学校后张爱玲考上伦敦大学，但因战火转入香港大学。1942年她回到上海，1943年写出《沉香屑·第一炉香》等一系列享誉文坛的精彩小说。

此外，根据圣玛丽亚女校校史记载，京剧艺术家李世济、新中国生殖医学奠基人葛秦生、旅美数学家韦澄芬等人均是该校校友，跨度从文到理，从艺术到医学，各领域均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