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国立同济大学吴淞校园被日寇军机炸成一片废墟。为保存文脉，同济大学离开上海，迁往内地，辗转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和吉安、广西八步、越南河内、云南昆明等地，于1940年迁至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

今年是同济大学自李庄回迁上海70周年。11月26日，同济大学文科办、同济大学中文系、同济大学校史馆和四川宜宾市李庄产业园区管委会共同举办了纪念学术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史研究者们齐聚同济，探讨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大学与当地的文化互动。

“抗战期间，坚持办学和文化抗战的大学有不少。”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说，“回忆抗日战争，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一批大学，在中国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不畏艰险、辗转办学。”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

同济大学党委宣传部长、原档案馆馆长朱大章感慨，在同济最困难的时候，李庄人以“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十六字电文支持同济到李庄办学。

于是，在6年多的时间里，同济学子在李庄的庙里上课、在李庄的茶馆自习。每逢周一周二，工学院的学生还坚持去工厂实习。同济也以科学与知识回报李庄人。当时的同济工学院用仅有的一台发电设备点亮了李庄的第一盏电灯，使得李庄镇通电领先于宜宾县城10年。

又比如川南一带曾流行一种痹病。病人轻者周身乏力，皮肤发麻或局部肌肉麻痹，重者腹痛、吐泻，四肢麻痹发展至胸部时即死亡，当地人惊恐地称之为“麻脚瘟”，但致病原因不明，治疗亦无办法。华西大学、中央大学曾派人去研究，都没有结论。

西迁李庄后，一日同济人在宜宾中学聚餐，饭后有37人发病。同济医学院教授唐哲初诊病患为钡或磷中毒，其后还发表了《李庄所见之痹病》一文。内科部主任李化民研究后也发表了《痹病》一文。最终，公共卫生研究所教授杜公振和助教邓瑞麟通过动物实验和反复研究查出了致病原因——原来是四川五通桥的食盐中含着有毒的氯化钡。成千上万的病人因此得救，杜公振和邓瑞麟的这一研究成果还获得了国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学术奖励一等奖。

“小小李庄的居民们与数量众多的来自外乡的人们交流交融着。虽然时常也会有文化碰撞和不和谐，但从许多故事中，我更多看到的是‘同舟共济’精神的故事。”江波如是说。

带动当地社会开化

内迁高校与当地社会的融合常有趣闻。比如同济西迁李庄后，李庄老百姓看到有尸体被抬进同济医学院，而且“只见尸体进，不见尸体出”，满腹疑惑又不敢吱声。一日有泥瓦匠修屋顶，透过缝隙瞥到同济师生穿着白大褂，正拿着刀子对台子上的尸体“划来划去”，一旁还放着个滚水的锅子。“下江人吃人啦！”（由于同济来自长江下游，当地人就称同济人为“下江人”）一时消息传开，李庄人鸣锣驱鬼，聚众抗议。

后来，同济医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办了一次为期7天的科普展览，公开展出了甲骨文、死尸和用于试验的骨骼，向当地人介绍人体结构和基本的生理医学知识。朱大章说：“在这以后，即便医学院学生拎着 ‘骷髅头’去茶馆，当地人也都见怪不怪了。”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汤涛说起在抗战时期，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大夏大学在学术上对贵州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启动了少数民族调查研究，“1938年迁来贵阳后，大夏设置了社会经济调查室，后更名为社会研究部，主要任务就是对贵州少数民族 ‘从事进行有系统之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

“社会调查部的调查认为，重新认识、研究少数民族是开发建设的前提 。稳定西南，就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教育、交通等。他们这些观点，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汤涛评价，社会调查部还组织了“西南边区考察团”开展大量田野调查，先后出版了《炉山黑苗的生活》《威宁大花苗语字汇》《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等著作。直到今天，这些调查研究成果对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