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曾多次向史官要求阅读记录皇帝的言行的《起居注》。初时褚遂良不许，后来他再要求房玄龄，房应允并与许敬宗将《起居注》删定为《高祖实录》、《今上实录》，于贞观十七年七月癸巳日献予太宗，但唐太宗终归未能得观《起居注》。

参读武德年间所著《大唐创业起居注》（不曾被官方修改），以及订正详实的《资治通鉴考异》（同时记录了《实录》、野史、物证等考据》），再考查《旧唐书》等（以《实录》为蓝本）相关记载，不同之处仅存于三个方面：其一，太原起兵的发起人是谁；二是，隐太子李建成在攻取长安时的战功；再有，李渊宫闱禁中的是否检点。而上述三个方面皆以“玄武门之变”为中心而展开，其余初唐历史事件，各史料中所载（包括不受官方干预的稗官野史）竟保持高度一致。由此可知，除“玄武门之变”外，其它的初唐历史事件并无唐太宗参与删改杜撰的可能。

因此，历来学者都将目光聚焦于“玄武门之变”，史书也记载李世民对“玄武门之变”的关注，要“削去浮，要求直书其事”。史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李世民此举使自己亲杀兄弟的事实在史书中保留了下来，如王夫之从道德的角度批判李世民，认为直书其事是不知羞耻，“至于自敕直书，而太宗不可复列于人类矣”；一些史学家则认为，直书其事其实是唐太宗公然指使臣下在“玄武门事变”的相关记载中美化自己；但更多的学者，能够在“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下，坦然的接受认可这次皇家宫廷政变和太宗之举。

公元618年5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但这时候天下其实并不太平，隋炀帝、王世充、李轨、刘武周、薛举、梁师都割据一方，最终鹿死谁手还说不清楚。对于李渊父子来说，扼守关中才是重中之重。而占据着兰州的薛举，这时候也已称帝，并自称“西秦霸王”，对李渊父子的汉中虎视眈眈。

6月，薛举率兵前来进犯，李渊便命秦王李世民为西讨大元帅，刘文静为长史，殷峤为司马率八总管兵前往迎击。根据史书记载双方在高墌对垒，而在这时候李世民同志却不巧刚好感染了疟疾，在抱病休养之前一再告诫刘文静要打持久战，不要轻敌。但李世民刚一倒下，刘文静便听众了殷峤的建议，陈兵于高墌西南，仗着人多势众，并未设防，结果被薛举从背后包抄，唐军大败，死伤过半，李世民不得不率领着残兵败将逃回了长安，要不是因为薛举高墌大胜后不久便病死，李家父子在长安还能不能待下去还是个未知数。

史书上将高墌惨败的责任归咎给了刘文静和殷峤二人，但刘文静和殷峤都绝非年少轻狂，心浮气躁之人。两人自李渊太原起兵便一直担任要职，不辱使命，为什么偏偏在这场战役中李世民明明下了持久战，不要盲目出击的命令后，还这样冒进而导致惨败了？让人更觉得蹊跷的是，史书上记载刘文静和殷峤大败后回到长安便遭到下课免职，可是仅仅不到三个月，两人又再此官复原职，跟随李世民继续征战。

根据李老二能将玄武门之变自己杀害兄弟逼父让出帝位在史书中都说的这样大义凛然的尿性，他对自己盲目指挥导致唐军惨败，嫁祸到在他上位之时便早已经死去的两个老臣身上似乎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了。

毕竟高墌一战可以说是李世民初期军事生涯中绝无仅有的惨败，这个锅必须有人来背。当然为了维护帝王的高大形象，刘文静和殷峤两位不会开口说话的老臣便在史书中责无旁贷的揽下了失败的一切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