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日军战斗力的荒唐评估
李鸿章对日军战力认知稍为靠谱，但了解亦相当有限
如前期所述，距甲午战争爆发尚有七年之久，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已向天皇提交《征讨清国策案》，对清国内部弊病及战力实情，有相当切实的调查与分析。其结论是：清国不堪一战，无资格做日本的“唇齿相依之国”；现今“乃豺狼世界”，不能“对如此国家动辄以宽仁相让”，相反，应赶在列强之前，“乘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①
反观清廷高层对日本国力与战力的了解，则实有不可言说之痛。当日清廷最高决策层，可大致分为三个梯次：最顶端者，乃垂帘已久之慈禧太后与亲政日浅之光绪皇帝；其次者，乃帝党、清流魁首翁同龢与北洋领袖李鸿章；再次者，则系举足轻重之地方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
上述诸人中，对日本情状了解最深者，莫过于李鸿章。早在1864年任江苏巡抚时，李氏即注意到了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曾致信恭亲王等人：日本正派遣宗室、大臣子弟出洋考察西学，已渐见成效，该国“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②
鉴于日本正“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艺”，李氏曾一度主张联络日本共拒西方列强，故曾于1870年建议朝廷与日本订立平等通商条约，不可以传统天朝观念待之，盖“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③但李氏该建议，既被本国守旧派所阻挠，复不合日人心意——1870年日本政府派人来华要求订约通商，旨在按西方列强与中国所订之不平等条约模式，求取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及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权利——李鸿章虽欲平等待之，然日人却以此种平等待遇为耻。此番风波后，李氏即密切留意日本之动态。
但李氏对日并无可靠情报来源，往往过度依赖驻日官员的观察汇报。这些人缺乏情报搜集能力，往往误导视听，甚至其子李经方也不例外。李经方于1891年担任驻日公使，同年北洋舰队访日，李经方给总理衙门的反馈是：中国水师“兵威之盛，雄视东方”，故日人“特有意修好”，“同洲之国情谊可恃”。④而事实是：日本政府深受刺激，随后出台了一系列专门针对北洋舰队的军备扩张措施。但大致上，李鸿章对日本军事实力的认知，还算靠谱。甲午前夕，其奏折称：“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大致符合事实。
总体而言，甲午前夕李氏迟迟不愿对日言战，就现有材料观之，非在于其对日军之战力有多少切实了解，而在于其对北洋海军之实情洞悉极深，如其末年自我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 。”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