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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日军破译了国军多少密电码?

蒋介石一再指责余程万的求援电报,“这种电码敌人必能翻译”

1943末的常德会战,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部坚守常德城月余,全师伤亡殆尽;但因最后关头未奉指令,突围而出,致常德沦陷。蒋介石震怒,欲施严惩;军政各界,则颇有余程万的同情者。该年12月7日,在陆军大学做讲演时,蒋介石曾对学员们详加解释他为什么要严厉惩处余程万。其中一条理由是:

“最后二三天,他从城里,时时发无线电向各处所求援,报说粮尽弹绝,无法支持等等恐慌危急的形状。你们要知道,这种无线电码敌人必能翻译出来的。他一看你守城主将这样胆怯,那敌人就是要退却亦再不退却了。由此可知常德之战,真可以说是功亏一篑!”①

对于余程万最后数天频发求援电报一事,蒋介石可谓耿耿于怀。次年2月14日,在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肯定“余程万此次率领全师,守卫常德,苦战十余昼夜,使国军的荣誉为之声价十倍”的同时,再次强调“他在守城时候的表现有二点最不好的地方”,第一点就是不该频发电报求援:

“他在守卫常德的期间,几乎天天叫慌,总是说弹尽粮绝,要求赶快增援。不仅打无线电报给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甚至连番不断的打电报到各方面。须知这种无线电报,一定是要被敌人偷译的,敌人偷译了这种电报,知道我们守城主官这种慌乱的情形,就可以断定你决不能死守到底,所以他们毫无忌惮的更要积极的来进攻,不肯罢手了。本来敌人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如果攻不下常德,就准备撤退的,后来延长到十一月卅一日仍旧攻不下来,他已经决定放弃攻城的计划,而且他们的炮兵、辎重早已纷纷向北后撤了。但从廿八到卅日的三天,我们守城部队如此发电乞援,将我们城内空虚慌乱的情形,完全暴露给敌人知道,因此反而增高了敌人的勇气,加强了敌人决心,一定要攻下常德达其目的!如其不然,为什么敌人占领常德不到几天,他又自动的撤退呢?

“这对于我军是一个极大的教训!以后任何部队,如果奉令守城,就要立定决心,一切都只能靠我们自己本身,援军如果能够适时赶到,这只能算是意外之事!须知天下决没有上官坐视部下危亡,不去救援的道理。事实上援军能来,就一定会来,根本用不着你向上官求救;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独立固守的决心,一旦被敌人包围,就到处乞援,这样不惟表现我们将领的胆识不够,人格堕落,而且无异于将自己的心理与内容告诉了敌人,鼓励敌人来攻击我们。所以大家以后乞援的电报,千万不可拍发。与其拍发乞援于友军或上官的电报,反不如发电报报告我军死守的决心及士气旺盛的情形,来安慰上官和友军,使友军增援更为迅速积极,且可使敌军看了落胆,这样岂不是一举两得么?”②

在陆军大学和南岳军事会议这样高规格的演讲中,蒋介石一再强调余程万频繁的求援电报,定会被日军破译,进而将这种频发的求援,视作余程万“表现最不好的地方”。这种说辞,究竟是一种强词夺理呢?还是当日的一种客观现实?

1943年末,会战结束后彻底沦为废墟的常德城1943年末,会战结束后彻底沦为废墟的常德城

蒋的这种担忧并非无因,日军确实能够破译大多数国军密电码

抗战期间,日军确曾破译诸多国民政府的密电码。汪伪情报系统骨干丁默邨,抗战胜利后接受审判,其辩诉状就曾提及:“被告自三十二年(1943年)起,曾将敌方侦获中央党政军各机关之密电码迭次报告中央,请求掉换密电码,因而一面减少中央各方抗战工作之巨大损害;一面因密电泄于敌方,致抗战志士被敌杀害者甚多,及接被告报告,调换密电码,始无杀害。”③

丁默邨的这一辩护,得到了包括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国光、中组部专员林尹、中统驻沪专员嵇希宗、军委会东南工作团主任赵冰谷等多人证词的证实。如赵冰谷称:“当时敌伪设有侦察电台对吾中央无线电截取寻译,印有《侦讯》专册一种(不定期印出,大约三五日一册)。该丁默邨历将此项专册秘密送来检阅,当即随时摘报军委会办公厅暨陈部长立夫,俾便另编密码,免为敌伪窃发,确是事实。”④再如嵇希宗称:“敌方根据截获之中央电文,编有《上海渝方之党务活动》及《华北渝方之党务活动》二厚册,亦经丁默邨于三十四年春设法偷出供给本人。”⑤

由上述关于丁默邨的辩护词和证词中,所提及的“中央党政军各机关之密电码”、“《侦讯》专册”、“《上海渝方之党务活动》及《华北渝方之党务活动》二厚册”等信息,不难窥见,日方所破译的国民政府密电码规模甚大。至于该规模究竟大到何种程度,可参考日本史学界的统计——1940年前后,“当时陆军能破译国民党军队密码的80%,但对共产党的密码几乎不了解。”⑥

如此,当不难理解为何蒋介石会坚定认为余程万的求援电报“一定是要被敌人偷译的”;也不难理解日本学者在谈及“百团大战”时,会认为“方面军被攻其不备的原因是欠缺对共产党军队的情报、谍报活动。”⑦

至于1940年前后,日军在破译国、共密电码方面的成果差异,主要是投入资源的悬殊所致。不过,有了“百团大战”的教训,“中共方面的密码虽然极其严密,但经华北方面军从1941年春约以一年的时间进行研究,终于破译成功。”⑧反观国共两党对日军密码的破译,则乏善可陈,一如池步洲所言:“到了抗战末期,日本陆军密电码研究仍无进展。……只有日本外交日密尚能支撑局面。”⑨这种技术差距,无疑也是抗战至为艰难的关键因素之一。

1943年,中共冀中军区无线电技术人员测试军用电台1943年,中共冀中军区无线电技术人员测试军用电台

注释:

①(台)《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P282-283。②同上,P349-349。③丁默邨辩诉状(1947年2月1日),收录于《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册),南京市档案馆编,2004。P769。④同上,P799。⑤同上,P800。⑥⑦波多野澄雄、庄司润一郎,《日中战争——日本军的侵略与中国军的抗战》,收录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P283。⑧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市政协编译组/翻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P478。⑨杨津涛:《国军破译了“珍珠港事件”情报?》,短史记第3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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