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28岁的张海迪被树立为楷模，成为“80年代新雷锋”和“当代保尔”。今年9月19日，她连任中国残联第六届主席团主席。从小就被病痛折磨的她，一直想成为命运的主宰者，但从成为榜样开始，她的命运却开始发生了无法逆转的改变，其中也包括一些让她身不由己的改变。这30年来，她被打造成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又有着不同的反馈，在这个过程中，她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却似乎无人知晓，我们试图通过对她周围的人的采访，还有与她接触过的片段，来还原她的别样人生。

“我就是我”

“她就是一个坐在轮椅上跳舞的疯丫头。”诗人雷抒雁曾这样形容张海迪。北师大教授李燕杰上世纪八十年代是青年人的“精神导师”，张海迪未成名前，曾与他通信。他说，外界盛赞张海迪是“80年代的活雷锋”、“当代的保尔·柯察金”，但她直言：我生活中怎样就是怎样，我就是我。

新华社某位记者把刚写出的一篇通讯交给张海迪本人过目。张海迪看后提出，是否不必披露她的入党经过——“我自己没那么高的觉悟，别人要我申请我也就申请，很快就通过了，这要是写出来，人家不说我是突击入党呀？”弄得记者很下不来台。时任团中央宣传部干事的高伐林还记得，她的率性而为，最让人难忘的，当属“发型风波”。

一位西方记者问张海迪：“中国60年代曾出现过一个青年的榜样雷锋，80年代，中国需要一个青年做新的榜样，所以他们就训练和塑造了你，包括你的头发，是吗？”他眯起蓝色的眼睛，狡黠地望着张海迪。张海迪很想笑，关于头发，“我一直是这样，我喜欢长发飘飘……”

张海迪后来住进了医院。一天，康克清来医院看张海迪。……康说张海迪头发太长了，是不是剪一剪。当时，张海迪感到周围的人们热切期待的目光在注视着她，他们在等待她什么时候剪头发。张海迪没有说话。张海迪看出一些人的失望和震惊。张海迪没能轻松，在后来的一些天中，有关的同志曾几次打电话到医院，询问张海迪是否剪了头发，是不是准备剪，什么时候剪。她沉默着。

1985年，共青团中央全会在京召开，张海迪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就在当选当天，她剪去了长发。

该不该结婚都是话题

1982年7月23日，张海迪与王佐良领取结婚证。这一信息在宣传她的高峰期，由天津的一家纸媒曝光。

“我应不应该结婚，都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人们的各种非议，令她苦恼过。“她想过离婚，她父母又不同意了。他们对我说，她没出名时与人结婚，出名了却要离婚。这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道德。”当时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魏久明向团中央上级报告事情原委。得到的批复是，这属于个人私事，应由她家自行处理。

法新社一位记者问过他，以张海迪的身体，无法享有正常人的夫妻生活。那么，她结婚合乎人道吗？魏久明的回答是，“爱情难以用一种标准来衡量。”

过度宣传让她透支身体曾遭调查

1983年3月11日下午，张海迪从人民大会堂回到海运仓总参第一招待所。“她情绪原本不错，忽然——”说着，团中央宣传部干部卢山将脖子栽倒一旁。

那天出发前，她已向他透露，自己感觉不适。当晚，张海迪间歇性停止呼吸，反反复复。王兆国等团中央领导匆匆赶至并商议，将她火速送往北京军区总医院，停止她的一切外事活动，将她父母从山东接到北京。

当时的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魏久明过后分析，宣传日程紧密，演讲又易使人兴奋。为免在台上小便失禁，每次她都不敢吃饭喝水。这些都是透支的因素。

曾任团中央宣传部干事高伐林披露，病发前一天，张海迪乘电梯时，有人塞给她一封匿名信。信中指责她演说的事迹部分失实，“她读完这封信，没给别人看就销毁了。”

1983年3月下旬到4月底，根据党中央要求，团中央与山东省委各派成员，组成15人的“宣传调查小组”，全面核实张海迪的履历。高伐林是小组成员。“中央要号召全国人民向张海迪学习，老一辈革命家要亲笔为她题字。树立这样一个人物，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同年4月上旬，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何光伟和魏久明来到山东莘县，督促调查进展。调查汇集上来的问题有：第一.张海迪的高考分数与实情有出入；第二.她的入团手续不完备，团员档案不见她的材料；第三.莘县县委里，有个别干部对其父张坦夫在任时的行事风格有意见，不同意树立张海迪。

团中央主要领导对报告极为重视，坚持张海迪的宣传要实事求是，对不同意见和她的入团问题，一定要“弄清情况，分清是非”。

“我们对她说，调查她也是为了落实事迹，消除某些疑问，这是为她好。”高伐林觉得，张海迪知道后，反应“比较正常”，没显得不安。从小，她便懂得了压抑。无数次在父母快开门时，她飞快抹去脸上的泪水，笑脸相迎。实在不行，她会趁四下无人，一缕缕揪扯自己的头发，狠狠地咬自己，或在身上留下抓痕。“她把痛苦埋藏在心底。”

从被钦佩到被抵触

高伐林走访过武汉大学、毛麻丝公司、武汉商场、省图书馆……得到的反馈是，工商业的团员们、青年学生们对张海迪还是报以钦佩。当然，“他们听多了也就听腻了。”

一名图书馆的青年管理员坦言——“张海迪的道路是中国当代青年的惟一道路吗？我们的时代正走向多元化，青年面前出现了多种选择的机会，张海迪是典型之一，不是让我们无所选择的惟一。由之一变成惟一，我对她就由钦佩变成了抵触。”

高伐林则认为，张海迪在那一“宣传”时期，心绪矛盾。她无疑渴求成功，对团中央的宣传目的心知肚明，也愿意配合。可另一方面，她又不想被政治化，成为“一个被塑造的政治偶像”，她更不想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投机者。

2001年5月，高伐林意外地收到了张海迪的电子邮件。这封信打开了往事的闸门，也唤起他的疑问，“她在信上说，那时候我总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让你们，让所有的人把我忘掉——为什么？”

第二封信里，高伐林读到了“关键的一段”——当时一些人觉得我就像一个骗子，我偷偷地哭过，可我没让任何人看见我的眼泪，因我相信自己，相信所有的一切都会随风而逝。那些经历让我更顽强了，我坚持靠自己的努力学习工作，终于实现了很多梦想。”

刻意淡出公众视野

上世纪九十年代，张海迪刻意淡出公众视野。“我的职业是专业作家，可是由于我最初被人们认识的时候是一个被宣传的人物，因此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总是被掩埋。我曾反复强调，我不希望我身上沾染太多的文学之外的东西，但遗憾的是我很难摆脱，我常常无可奈何。我从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病人而降低对写作的要求，更不希望被人们首先看作是一个公众人物，然后才是作家。我要摆脱这种囹圄需要很长的时间。”

颇为有趣的是，2002年6月，张海迪做客人民网读书论坛，与网友们对话——你对反腐题材怎么看？你会写这样的题材吗？

“我不会写反腐的小说，因为我远离官场。如果故事好，有震撼力，有艺术感染力，那就好，可要是太多，人们就会对国家失去信任和信心……”这与张海迪的成长背景紧密相关。她的父亲张坦夫是老党员，对张海迪的教育是按体制的价值观实行，即向身处逆境的女儿灌输自己信仰的“正能量”，“所以她能按过去的是非观指导她的人生。”

逆境中跋涉，也让她下意识地选择“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