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到达公元１２８２年的年底，中山府（今河北定县）有数千人起义反元，起事者自称南宋幼主，要去大都劫狱救出文丞相。这件事成了文天祥的催命符节，他是生是死必须要有个了断了。 十二月八日，忽必烈在大殿召见文天祥。

文天祥仍然长揖不跪。忽必烈亲自作最后的努力，他许诺——“汝以事宋之心事我，当以汝为宰相。” 文天祥知道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他面容清癯，囚衣褴褛，朗声回答道——“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 绝裂如此，再无转圜，然而忽必烈还是犹豫了，他命人把文天祥押回囚室里，他还要再考虑清楚。可是元朝胡汉大臣群起上书，要求同意文天祥的请求，允其为赵宋殉国。再留已经无意义，文天祥对元朝只有负面作用。 转天，十二月九日，公元１２８３年１月９日，忽必烈下令公开处斩文天祥，下令之时他犹自叹息——“好男子，惜不为我用！” 当天文天祥被押至大都柴市刑场，他身着南宋衣冠， 憔悴清瘦，多年的土室囚禁让他的方向感彻底丧失，他向周围的百姓询问哪里是南方。有人指给他，他重整衣冠，向南方他的故国，他的国都，他的皇帝的原来方向跪拜。最后一次向心中的坚持致礼之后，他索取纸笔，留下了一首诗。——昔年单舸走淮扬，万里逃生辅宋皇。

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神归嵩岳风云变，气入烟岚草木荒。南望九原何处是，关河暗淡路茫茫。 写毕，他向行刑的刽子手说——“吾事毕矣。”乃从容就义。文丞相时年仅４７岁。 他死后，有人在他的衣袖间发现了一张纸，那是他的绝笔书。上面写着非常简单的几句话，这几句简单的话，在其后数百年间，成为无数坚持本我，抵御外侮的汉家子孙的座右铭。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一个人，要活到至死无愧，是多么的不容易……文天祥的死，代表着赵宋帝国的彻底覆灭，她成了历史的一页，成了故纸堆里的传说，成了几百年间无数人的向往和叹息。人们追忆她的繁华和美丽，又痛惜、痛恨她的软弱和糊涂。 我何能例外？ 数年之间，宋史事无巨细，全程书写，心里的问号总算是比从前少了些。时值南宋覆灭，元朝初兴，华夏第一次全境沦陷于异族之日，追根溯源，我个人只有一个观点能确认。

到底祸始于何处。 始于赵匡胤与赵普定“强杆弱枝、崇文抑武”的赵宋国策之时。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唐灭于藩镇，五代武人横行，国人相杀无止无休，政权更迭如同儿戏。尤其是文人一点地位都没有，哪怕是宰相，都随时有被武将斩杀的可能。这样怎能治国，何谈发展？ 所以赵匡胤、赵普这样做了。从那时看，他们是对的。赵宋之繁荣，赵宋之平安，甚至赵宋国祚之绵长，都是自两汉以降所最久的。可是从长远里看，简直是愚蠢至极，无可救药！

武人亡国，民族血气不衰，国内互斩，终究能产生一代雄主；文人亡国，就如赵宋一般，民族气节丧尽，再无尚武之风，随便哪一个异族，强如蒙、金，次者契丹，更有甚者，连一介区区党项，都能让堂堂中原狼狈不堪。终于全境沦丧，全体成了亡国奴。 这个恶果在蒙元之后仍然在发酵，取而代之的明朝在国民性格上已经失去了大国的雍容感。代表着先进知识、节义忠孝、富贵堂皇的士大夫阶层没有了，新兴的掌权者极力压抑商业，刻板掌控农民，对内血腥杀戮，功臣全部杀光，对外强硬到底，皇帝亲自守边……充满了报复感，充满了急切的证明欲望。而整个国家内部，更谈不到从容大度。朝堂之上动辄互相漫骂，当场撕打，官员们被剥掉裤子打屁股，动辄打死一批人……这还是汉族人吗？这还是中华礼仪之邦吗？！ 这当然会导致第二次全境沦丧，再次成为亡国奴。这一次好比寡妇失贞，第一次痛苦，第二次也就随便了，甚至享受。明亡之时，再不见文天祥；满清之治，大家甘之如饴，君不见现在仍然有满口“康熙爷、乾隆爷”者吗？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思维、气节，理所当然的会再一次蒙受耻辱，中华大地上最悲惨的近代百年出现了，她成了全世界的笑柄。

中国再也不出产世界最先进最实用最高深的思维理论了。国家的独立，甚至独立之后的振兴，都要由外国的思维方式来进行。别有用心者，会挑剔我上面所说的话里有所谓的挑动民族问题等等。对这些人，我只有一个回答——“滚！” 我在就事论事，当赵宋时，宋辽之间，宋金之间，宋蒙之间，就仿佛几十年前的中日之间。同理，满清与明朝，也是这样。谁想歪曲，趁早滚蛋。 一个民族，不能正视自己的问题，不能允许他的子民们谈论自己国家民族的问题，那么，她的前景仍然是暗淡的。 ——《如果这是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