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日本已经在我们西方世界的不知不觉中获得了令人敬佩的地位，清政府及其官员的腐败也正在我们的熟视无睹下葬送着中国。这些120年前西方媒体对李鸿章的报道，许多都是第一次在国内披露。

他在欧洲被“盛大欢迎”，在美国更致“万人空巷”，在日本又坚辞款待留宿船舱。

他究竟是德媒法媒眼中的“神秘人”，还是美媒眼中的“尊贵长者”。

1896年7月26日法国《小日报》 报道标题是《法兰西的贵宾李鸿章总督，中国的特别使者》

西方媒体对李鸿章的报道，多集中在甲午前30年的洋务运动，以及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斡旋于清朝外交活动。在甲午战争期间，外媒对李鸿章的关注反而很少。或许是因为西方媒体从各国利益出发，没有过多讨论李鸿章在战争中的作用与得失，更为关注的是李鸿章甚至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尤其是清朝甲午战败后，对李鸿章外交努力的评价及预测，大多充满同情，就如1901年11月16日的《插图报》在他去世时的报道中写道：“可以说，他取代了总理衙门，负责处理与‘蛮夷’间的政治、商贸关系，在最棘手的对外交涉中敏锐洞察、灵活斡旋，有些人直接说他狡黠，另一些人则赋予他一个优雅的绰号——‘中国忠仆’。在远东，他的名字、作用、斡旋频繁地与重大国际事件紧密相连，在许多重要的协议书下方都可以找到他的签名。”

120年前西方媒体与梁启超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甲午战败仅仅一年之后，1896年3月，本已因战败承担罪责而失意赋闲的李鸿章，因为朝廷“联俄抗日”的政治需求，也因为俄方的“点名要求”，被任命为清廷的访俄代表。身披黄马褂、心怀“柳暗花明”之意的李鸿章，自打踏上欧洲大陆，脚步便没有停歇，一路向西，向西。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英属加拿大……这次欧美之行，竟历时近七个月之久。

“李鸿章已在欧洲停留了两个多月，但他并不着急。在中国一败涂地地输给了日本之后，看上去他是希望为他的国家找到雪耻的办法。一路上，他思索、比较、评判，从出席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加冕礼开始，他接连访问了俄国、德国、比利时。现在，他已经到法国数日了。所到之处，他仔细学习西方国家的军队组织，研究最先进的武器。他在爱丽舍宫晋见了法国总统富尔，并作为嘉宾观看了法国7月14日国庆节的阅兵式。”——1896年7月19日的法国《小巴黎人》报道。

几天后的7月26日，另一份法国媒体《小日报》报道说：“李鸿章的心情不会太好，尤其是在最近中国和日本的战争中，他的皇帝在奖励了他一件象征着信任与荣誉的黄马褂之后，又把它剥夺了。这次李鸿章虽然是穿着黄马褂来访的，可是我们无从猜测他回国后是否还能继续穿这件衣裳。德国人一手为李鸿章组织了盛大的节目，一手紧攥着订货单，随时准备着把德国的军火、弹药和教官兜售给他。李鸿章对接待很是满意，却在下单的时候冷冰冰……在我国，他通过翻译与总统以及朝野的不少政治家进行了交流，每个与他交谈过的人都对他赞佩不已，却没有从中找到任何重要的话题。这位衣服上系着水晶扣子的大人不愿解开扣子敞开心扉……法国对所有的贵宾都会用心款待，但愿李鸿章回到中国后还能记得起我们的盛情，这事儿值得期盼，但不必去指望。”

李鸿章似乎让欧洲人“看不懂”。但在美国媒体《哈珀斯周刊》的眼里，8月底，李鸿章抵达美洲大陆后，却获得了“敞开心扉”的理解和欢迎。

“他身穿黄马褂和帽子上的孔雀羽毛让人感到好笑和好奇。之后的几天里，人们越来越发现这位长者的伟大之处，自然也越发尊敬他。人们都普遍相信李鸿章的美国之旅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一个转折点。人们也确信，如果李鸿章再年轻25岁，中国必定会获得重生。但从这样的观点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此次访问的悲剧因素，毫无疑问，此次访问也见证了中国文明的终结。为了保全国家，中国必须牺牲它古老的(政治)体系。”当时的《哈珀斯周刊》报道称，“自从法国的拉法耶特侯爵1824年访问美国之后，这个国家就再没有迎接过像李鸿章这样尊贵的客人了，即便是把威尔士亲王的那次访美算在内，这样说也毫不过分，毕竟威尔士亲王仅仅是因为出身而得显贵，而且他访美的时候还非常年轻，不过是一个友好的使者。相比之下，李鸿章大人则因为自身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而尊贵。他已年过古稀，此次作为一名特殊的使者访美，他带着世界上最年长的国家对最年轻的国家的问候。李鸿章还是我们这个国家第一次用“元老前辈”来称呼的一位贵客。出于中国人对于亡者的尊重，李鸿章对于已故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军极为崇敬，这使得他的这次访问多了一分感伤力，也毋庸置疑使得美国人心中产生了一丝慰藉。这也多少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民用热烈的欢呼、万人空巷的奇迹和热情洋溢的问候来迎接这位享有大清一品“伯爵”、太子太傅、直隶总督等各种称号的长者。李鸿章在纽约的最后一天去了布鲁克林，然后还接受了美国记者的正式采访，之后和斯特朗市长进行了官方的会谈。在布鲁克林，他对联合俱乐部很感兴趣，特别是俱乐部门前刚刚竖立的格兰特将军像。在采访中，他适机表达了对排华法案中不公之处的看法，他说从经济角度考虑，这个法案实在是不明之举，从政治角度考虑，这似乎又与这个口口声声宣称自由的国家不相符。他的言辞虽温和，但也确确实实是指责。第二天一早，他就动身去了费城，结束了纽约之旅。”

1896年9月14日，李鸿章从加拿大温哥华乘美国轮船启程回国。据说，轮船在日本横滨停泊时，李鸿章需转乘他船，日方已在岸上准备了食宿，但李鸿章“誓终身不履日地”，坚决不上岸，在船上过夜后，天明时改乘轮船招商局的“广利”号回国。这位风云人物的那一夜，想来绝不平静。

1894年8月4日《伦敦新闻画报》报道，题为《东亚战争一触即发：一艘中国运兵船上的情景》。画面左上角第一人即汉纳根。图片对高升号上清兵状态的细节刻画相当生动。

甲午战争史上著名的高升号事件中，有一张洋面孔值得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