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太康”、“太平”、“永定”、“永胜”、“永顺”、“永泰”、“永宁”、“永兴”8舰由美国远航回国，略事修整。我国政府即组织收复南沙、西沙两群岛舰队，以当时认为装备最新式的太平舰(护卫驱逐舰)为旗舰，率领“中业”(大型登陆舰)，“永兴”(扫雷舰)，“中建”(大型驱逐舰)等舰前往执行收复任务。任命海军上校林遵为舰队指挥官。林遵和麦士尧舰长指定我负责与航海官戴熙愉、参谋林焕章共同研究拟订航行计划，限令在1946年12月底前完成接收任务。

当时我是太平舰的少校副舰长，从1934年起在海关航标船和测量船上工作多年，对沿海航标、航道比较了解，对在大风浪中运送人员和物资上海岛也有一定经验。但南沙群岛的航海资料和航法，不论中外航路指南均无阐述，只说这里是“危险地带”。因此当我接到指挥官和舰长交代这领航重任时，心中无数。于是四出搜罗资料，后从上海海关海务处找到一张1910年法国出版的南沙群岛旧海图，但该图比例尺很小，水深点很疏，不适合航海之用。从这幅海图中，得知南沙群岛的岛礁和暗沙，大部份是由珊瑚礁构成，并多为水面下的环抱着礁湖的环礁。全区没有灯塔或任何航标。太平岛算是最大的岛，面积也不到0.5平方公里，高度只有3.3米。

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也只可在靠近7—8海里内才能看到该岛。在天水相连的辽阔南海中找他，好比“海里寻针”。太平岛四周被珊瑚礁所环绕，要登上该岛，必须经过珊瑚面航行，摸索深水航道前进，能否找到这条航道，我手头还缺乏有关资料。但当时我抱着坚强的信念:人定胜天，法国人、日本人能登上太平岛，我们也一定能登上，何况我们的祖先就曾经上去过呢!我要克服一切困难，完成收复祖国领土的光荣任务。

我认真研究南沙群岛的形势和周围水深，以及南海的气候、风向、海流、海浪等，分析过去沉船多在南沙群岛东北部的原因。又根据当时东北风季，南海的海流是以西南流为主这一要点，认定由西向东驶近太平岛，大致逆流航行，对控制航速以搜索太平岛和找珊瑚礁间的航道是有利的。于是决定由榆林港开出后，先向南行驶，至越南海岸的华利拉(Varella)角外，然后向东驶向太平岛。虽然这样会多航行些里程，但既有把握找到该岛而又安全。

另一方面，由上海至榆林港所经各海区的气象、潮流、航标和雷区等，也要深入研究。因为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我国沿海的灯塔、浮标等大部份尚未恢复，有些雷区尚未经过彻底测扫，海上常有漂雷出现。同时，海上治安也较乱，华南海区海盗猖獗，对航船安全威胁很大。以上种种因素，都要在设计航线时考虑进去。经过短短半个月研究、设计和准备，制订了全部航行计划、途中舰队联系及指挥信号等，并经上级批准按照执行。

两次折回榆林港

1946年10月29日，“太平”号等四舰由上海吴淞口列队出发。沿途以信号灯、旗号或无线电话指挥和互相联系。开启雷达，加强了望，利用岸标，有时利用天体，勤测船位，做好海图作业，同时搜索海面物标，注意来往船只的动态，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平均航速为10节。11月2日到虎门，接收专员和工作人员上舰，11月6日由虎门续航，11月8日驶抵榆林港，在榆林港补给，与榆林和三亚海军商量无线电联络计划。

据悉日本在占领三亚和榆林期间，均设有海岸电台，在三亚港还设立机场潜艇基地和一个极大型的远程无线电台，以指挥日本在南海和南太平洋的海军和空军。但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不仅没有很好利用或妥善保管这些战利品，反而将绝大部份设备、机械、仪器等拆散，盗卖零件，以饱私囊。我亲眼见到许多大型无线电真空管摆在三亚市场当作金鱼缸出卖。接收下来的大量贵重军用设施、通讯设备、交通工具，除了少数留给大官们自用之外，全部变成废品。在榆林港只有一个功率较小的海军电台可勉强与我们舰队联系。

在榆林港期间，我们还向当地的老渔民了解南沙和西沙群岛的情况。得知该两群岛的渔季是在2—4月。春季风力一般在4—5级以下；冬季多强风，东北强风风力可达7级，5月以后夏、秋雨季多台风。西沙群岛的锚地不算很差，但南沙群岛根本没有避风锚地，底质不是碎石、沙，就是珊瑚，容易走锚。由于该海区冬季多恶劣天气，实际上，选在11—12月份去接收南沙群岛是不适宜的，何况当时在战争时期受到破坏的南海气象站尚未恢复，气象预报不准确，海上的天气难以掌握，中途又无避风锚地，艰险可想而知。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决定和命令不能改变，而收复南沙群岛是关系到国家在国际中的威信问题，惟有尽量克服困难，争取在限期内完成任务。

“太平”号等四舰在11月中旬和下旬曾有两次驶出榆林港，约3小时后，遭遇狂风巨浪，“中业”、“中建”两艘大型登陆舰横摇至30度。它们的受风面积特别大，眼看它们有倾覆的危险，逼得全舰队四艘返航榆林港待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