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做了两个月的“临时大总统”，要让位给袁世凯，突然坚决地提出，要修改约法，改行内阁制，让总统成为荣誉头衔。同时，孙文又突然提出必须定都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等新的条件。袁世凯当然不愿意穿孙文给他定制的“小鞋”，莫理循在此时痛斥孙文“破坏协议，那是不能容忍的”。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雪珥，原题：洋记者痛斥孙中山：破坏协议，企图给袁世凯穿“小鞋”

1911年10月18日，星期三。

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澳大利亚人莫理循离开了他那座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宅院，赶往前门火车站。

匆匆穿过王府井大街的莫理循没有想到，几年后，“中华帝国”的皇帝袁世凯，会用自己的名字给这条大街命名，并立起“MorrisonStreet”的英文路牌。

此时的莫理循，要赶上前往汉口的火车。

8天前(10月10日)，那里发生了暴动，后来被称为“武昌起义”。此时，政府军正在那里与民军发生激烈的战斗。与莫理循同行的，还有英国使馆的一名武官及俄国的一名官员，这场正在迅速向全国蔓延的暴动，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3名外国人在河南信阳被拦截了下来。这里是政府军将领荫昌的前线指挥所。荫昌告诉他们，再往前就是交战区，政府军无法护送他们，将没有任何安全保障。

莫理循等三人只能返回北京。他错过了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深入汉口、武昌前线的机会。但是，从他那含糊的日记中，后世研究者却错误地得出了他曾经在汉口前线采访多日的结论。

莫理循的汉口之行，一直要到12月13日才成行。那时，战事已经停歇，他乘坐着袁世凯提供的专列，在军警的保护下，前往汉口采访“和平会议”。

无论是否亲临前线，甚至即使不懂中文，莫理循都能写出洋洋洒洒的中国报道，吸引全世界的眼光。与其说他是记者，不如说他更像是一名政客，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休·特雷弗·罗珀认为，莫理循“并不仅仅报道事实，他是在策划报道”。

澳洲牛仔

莫理循出生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季隆，父母是苏格兰移民。莫理循自小喜欢冒险，18岁那年，他孤身一人徒步穿越澳洲大陆，在123天行走了2000英里。23岁时，他去新几内亚进行探险，结果遇到土著人袭击，被长矛刺中，被送到苏格兰爱丁堡就医，才取出了长矛的倒刺。他也顺带在爱丁堡完成了他的医学训练。

随后，作为医生，他先后到西班牙、摩洛哥等地探险。1893年，莫理循到达远东，先在日本呆了一段时间。次年、即甲午年，当中日爆发战争的前夕，他自上海沿长江到重庆，转道云南，然后徒步前往缅甸的仰光，行程3000英里，而路费仅仅是靠母亲所给的40英镑。

这之后，他将沿途的日记和照片，整理出版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一书。该书出版时，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远东局势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正逢其时的莫理循处女作，大为畅销。这令他名声大噪，并被英国《泰晤士报》聘为驻华首席记者。自此，莫理循在中国生活20多年，见证和参与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局，并为《泰晤士报》发出了大量的报道。

尽管莫理循不懂中文，只能依靠翻译，但他似乎对中国政治和涉及中国的国际政治具有天生的敏感。作为半道出家的记者，他并不严格恪守新闻记者的求实求真准则，而是经常将自己的揣测作为事实进行报道。吊诡之处在于，这种揣测却经常在事后被证明是事实。这令英国外交部十分尴尬，因为他们的情报总是落后于莫理循的报道，招致国会和舆论的批评，外交部官员只好自嘲说：“新闻工作者的日常主要职责就是抢先，而外交官的主要目标是准确”。莫理循因此奠定了他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牢固地位，被称为“中国的莫理循”。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罗珀所说，莫理循在政治上是个“积极的帝国主义者”，他相信英国的权力是仁慈的，是能够管理世界并使其走向现代的。为了推动英国的在华利益，他将俄国作为最危险的敌人，在1897年俄国强占旅顺、大连之后，就开始积极鼓动英国政府进行强硬的对抗。随后，他又积极推动英国“联日抗俄”，鼓吹英日联盟，利用报刊大肆鼓动仇俄情绪，并给予日本以舆论上的巨大支持。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被西方称为“莫理循的战争”，莫理循至今仍被日本人看做推动日本登上国际舞台的重要人物。

有趣的是，当日本人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莫理循却失望地发现，“所有以前俄国所犯下、遭到我们谴责的罪恶现都在我们同意下被日本人重复了，这真是个奇怪的世界”。他开始成为一个抗日分子，这令英国外交界与读者都大惑不解。莫理循解释道：“当我在报纸上看到说我倾向这个国家，或者反对那个国家时，我很气愤。我是一个英国人，我所想的和我所希望贡献的是我自己祖国的利益”。日俄战争后，莫理循将报道的重点转回中国内政。在清末新政中，大多数的西方记者和外交官对中国前途十分悲观，莫理循与他们不同，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正在觉醒，中国的前景十分光明。而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是有利于英国的根本利益的。他认为，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人民，而在于政府，当时的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府，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只有引进英国的治理模式，才能有效地改造中国，而这需要一个清政府强大的“新权威”——只有袁世凯才能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