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胜利，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留在苏区未能长征或虽已踏上征途，却未能走到陕北的先烈。这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和方志敏。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也是他们牺牲81周年。

长征的队伍一走，他们即死于敌人的屠刀下。他们是同年生，同年死，又是在同样的背景下死去，死时都才只有36岁。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梁衡，原题：方志敏最后的七个月

一

方志敏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的领袖。他独自创立了一支红军，一块有50个县、100万人口的赣东北根据地。被中央称为模范根据地，并授予他红旗勋章一枚。根据地内经济繁荣，教育免费，“隔日有肉吃”，还发行了股票。但是，由于当时中央方针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厄运降临。中央红军西去前，他被命率孤军北上，调虎离山，全军覆亡已成定势。

兵败后，他本来是可以不死的。1935年1月15日，他已与参谋长粟裕带800人冲出重围。但他说，作为领导人，我不能丢下后面的部队，便又返身回去。后队被敌打散后他又有一次生机，“本来我是可以到白区暂避一下，但念着已有一部分部队回到赣东北，中央给我们的任务又刻不容缓地要执行，所以决心冒险转回赣东北，一方面接受中央的批评和处分，开会总结皖南行动，作出结论，同时整顿队伍，准备再出。”这样，他终于被捕。他知必死，为免与敌啰嗦，遂索一纸，写下：“革命必能取得最后胜利，我愿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便再不多言。敌押他到上饶、南昌等地示众，他戴镣铐，昂首立于台上，凛然不可撼。当时一美国记者报道：“(在场的人)个个沉默不语，连蒋介石总部的军官也如此。这种沉默表示了对昂首挺立于高台之上的毫无畏惧神色人的尊敬和同情。”

方志敏自1月29日被捕，到8月6日就义，在狱中共七个月。开始，他只求速死。但敌人想以高官厚禄诱降他，将他移至优待牢房。于是他便改变主意，尽量拖延时间，做两件事。一是争取越狱;二是以笔代枪，写文章。越狱需要外应，而极“左”路线不但毁了红军，也毁了地下党，一时与外面接不上头。他长叹：难道南昌城里连一个地下党也没有吗?眼见，每天都有一批批的战友被拉出去枪毙，他由孤军更又变成了孤身。他只好一人背水作战，去做狱吏和高级囚犯中国民党人的工作，居然小有成功。虽不能越狱，但这些人帮他传送出了珍贵的手稿。他在狱中写了《可爱的中国》《狱中记实》等12篇文章、著述，共13.6万字。我们可以算一下，他1月29日(长征中，这天正召开遵义会议)被捕，先是被来回转移示众，3月中旬才相对安定下来，到8月6日(长征中，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师，这天正召开沙窝会议)就义，大约130天。这期间仍要不断应付敌人的提审，要做团结动员难友的工作，做争取狱吏的工作。他无任何资料，又要防敌突然搜查(有几篇还化为小说，他化名祥松)。他戴着脚镣手铐，又有十多年的痔疮，流血化脓，不能平坐。每天平均要完成一千多字，这是何等的意志力?这种精神和人格上的贡献已远超出他具体领导的军事斗争，是红军精神、长征财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

这些手稿到他死后五年才辗转送到党在重庆的机关。叶剑英含泪读罢即赋诗道：“血染东南半壁江，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文山是文天祥的号，叶帅将他比之文天祥，实为不过。

现在我们重读他的狱中文稿，提到最多的是“死”，随时准备死，怎样死，死前再抓紧为革命做点什么。当然，和死相对应的还有“生”。为谁而活，怎样活?这是抢分夺秒，在敌人的屠刀下书写的一部生死书，一篇人生解读录。

读狱中稿，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他坦然面对死亡。同室中还有独臂将军刘畴西等三个红军高级干部，他们吃饭、下棋、谈天、写文章。“死是无疑的了，我们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砰的一枪，或啪的一刀。我们常是这样说笑着。”他们准备好了临刑前呼的口号，每天牢门一响，就准备敌人上来打开脚镣，拉去枪毙。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敌之残忍，居然懒得开脚镣，推出枪毙后连镣同埋。多年后，人们就是凭着脚镣上的号记，才确认了烈士的身份。

读狱中稿，我们明白了他在死亡面前，为什么这样从容。原来他是在为民族赎难，明知是死，也要飞蛾扑火，以身殉国。文稿中有一大部分是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揭示民族的苦难。“佃户向地主租田，一般都四六分，地主坐得六成。土地日益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佃户生活受饥挨冻，甚至不能生存。每到年关，被逼租逼债，卖妻鬻子，吊颈投水一类的悲惨事不断发生。”他以自己出生的村子为例：“共有80余户，其中欠债欠租，朝夕不能自给的就有70余户。比较富的只有两户。”他家是一个中农，还要租种地主的地才能维持生活。男孩子只能勉强读个私塾。他少年时印象最深的是父母为他读书举债的愁容。“中国农村的衰败、黑暗、污秽，到了惊人的地步。”所以农民造反是必然的，到年关时，常主动催促地下党举行暴动。读着这些文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林觉民在《与妻书》里说的“遍地腥云，满街狼犬”，国难当头，唯有一死。这是共产党及其之前的一切革命党共同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