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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七喜图》背后的爱情 自嘲三角恋

徐悲鸿《七喜图》背后的爱情 自嘲三角恋

在中国艺术界,徐悲鸿是个“超人”,他的画作,后人难以超越。他作于重庆的《巴人汲水》,在北京举行近现代书画专场拍卖中,以1.71亿元成交,刷新中国绘画拍卖成交世界纪录。作为重庆人,谈到这位大师格外亲切、自豪,因为徐悲鸿的创作巅峰期在重庆。

后人解读悲鸿“三只喜鹊”

抗战时期,徐悲鸿在江北盘溪生活8年,成就其一生创作巅峰,《愚公移山》、《醒狮》、《巴人汲水》、《七喜图》、《奔马图》等300余幅国宝级作品,都是在此期间创作。是的,徐悲鸿是个“超人”。除了才情还有帅气的长相。名画家陈丹青在关于“如何成就大师”的论坛上,对徐悲鸿这样评价:“徐先生的才,徐先生的貌,是先天的事情,是他父母的事情,是上帝的事情,我们无法回答。如果我们公认徐悲鸿是一位大师,就要说到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接着谈到大师出生在文化氛围浓郁的江南……其实,抗战八年在重庆,大师的创作环境,也当归结于天时,地利,人和。

这里说大师的一幅水墨画《七喜图》。这幅画却怪,是画家心灵的写照,自说自话。画上画了七只喜鹊,其中4只似在交头接耳,“议论”单独蹲一块儿的另3只喜鹊。此画是徐悲鸿1942年祝福好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父母七旬大寿所作。《七喜图》上有徐悲鸿题的一行字,“铭渠老伯伯母七旬大庆”。当时,张道藩与徐悲鸿、蒋碧薇夫妇之间是知交,但也是情敌,处在三角恋情,正在演绎至为纠葛的状态。有专家点评此画: “图中喜鹊并不喜悦的眼神,折射出画家当时复杂而尴尬的心态。”显然他就是三只喜鹊当中的一只。

《七喜图》背后的恋情故事

抗战爆发后,徐悲鸿来到重庆,进入中央大学(今重庆大学)艺术系任教。当时他居住在江北盘溪,每天摆渡去对面松林坡中央大学上课,回到家后,就点煤油灯创作。《七喜图》作于1942年夏天,但不是作于盘溪的家里,画中另有一行徐悲鸿题的小字“壬午大暑重庆柏溪”。也就是说,《七喜图》作于柏溪。柏溪在江北大竹林镇附近,对岸是沙坪坝区先锋街。这里是中央大学柏溪分校。

《七喜图》背后,有一个复杂而尴尬的恋情故事。徐悲鸿前妻《蒋碧薇回忆录》,有详细记载———蒋碧薇与徐悲鸿同为江西宜兴人,夫妻情浓。1921年,留学欧洲的徐悲鸿夫妇在德国结识了张道藩。在随后交往中,张道藩被蒋碧薇深深吸引,扮演第三者,屡示爱意,遭婉拒。徐悲鸿对艺术之爱远胜夫妻情爱,蒋碧薇常被冷落,两人关系日趋恶化。1941年,徐悲鸿在报纸刊登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启事,蒋碧薇陷入悲苦中。当张道潘再次向蒋示爱时,复杂而尴尬的三角恋形成。1942年,客居新加坡等地3年之久的徐悲鸿回到国内。此时,蒋碧薇已是张道藩的情人。同年6月,徐悲鸿试图破镜重圆,但蒋碧薇铁心分手,弄得非常尴尬。1945年底,蒋、徐终于办完离婚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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