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末，蒋介石正策划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川西决战”时，潘文华在四川彭县率部起义。蒋介石被迫逃往台湾。从成都逃往台湾时，他下了在大陆的最后一道命令：“炮轰刘文辉公馆”。

一份窃获的电报搅晕老蒋

11月30日，蒋介石由重庆逃往成都。一行人住进了成都北较场的中央军校，蒋介石下榻在黄埔楼。

蒋介石来后，立即召见了胡宗南、刘文辉、邓锡侯、王陵基、熊克武、向传义等人，并单独和握有重兵的胡宗南研究保卫成都的问题。胡宗南认为，成都非久守之地，自古以来兵家都是北守绵阳，东守简阳，南守泸州，如果打到成都附近，那就再也守不住了。他建议放弃成都，撤退到西康、云南一带为好。蒋介石没有接受这个意见。

第二天，蒋介石主持召开军政会议。

熊克武主张在川、滇边境作战，因为以山地做依靠，易守难攻，好打防御战。向传义主张保存兵力是上策，宁可不战，退守川康边境或更远的地方，等待时机反攻。王陵基则主张在川西平原决战，因为平原可以展开兵力。蒋介石征求刘文辉的意见，刘说：“各位同仁的意见都很好，各有千秋，但我以为军不可一日无帅，需委员长总揽全局，我们都是委员长策略的具体执行者。”

蒋介石在成都最担心的就是不断听到刘文辉、邓锡侯和云南卢汉正在准备起义的消息。12月2日，蒋介石专程拜访了刘文辉，对他好言抚慰，“勉以共矢忠贞，维持艰难之局”。蒋走后，张群又来，向刘提出四个问题：1、蒋介石应否复总统职？2、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撤换后，由谁继任？3、川西大战应如何布置？4、刘文辉、邓锡侯两部与胡宗南如何配合？刘答：“蒋先生复职也好，王陵基去留也好，都不是大问题。依我看，当前最紧要的是军事问题，仗打不赢，一切皆空。当然，胡宗南是王牌军，腰杆硬，川西要倚重他了。”又说：“我们这些杂牌军，大抵当当烧火棍，蒋先生是打死敌军除外患，打死我们除内乱。事至如今，我实在感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张群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提出两条办法：一、要刘文辉、邓锡侯与胡宗南合署办公，一起指挥作战，从军事上对二人加以控制；二、要刘、邓的家属随同熊克武等人先去台湾，断其后路，并派财政部长关吉玉送去旅费。刘、邓二人只好口头答应，实际采取拖的办法。

12月5日下午，张群又把刘文辉叫到励志社，加以催逼。刘出来后就到邓锡侯家中商议对策，决定当晚虚张声势，在刘家宴请张群、顾祝同、胡宗南、肖毅肃、王陵基等人。刘文辉在宴会上表态说：“我是大军阀，又是大官僚，又是大地主，又是大资本家，样样占齐了，共产党搞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哪里还会要我，我只有和共产党拼一条路。”

12月6日，蒋介石已经任命胡宗南为西南军政长官，他的参谋长盛文为成都卫戍总司令，替换了原来的城防部队，形势十分紧张，外间已有传言，蒋介石要扣留刘、邓二人。二人商议后决定先逃出成都，在北门外城隍庙集合，再去彭县准备起义。

12月7日，蒋介石在军校召开会议，刘、邓二人不敢前去，下午1时，二人分头出发。刘文辉乘汽车来到北门，见有宪兵把守，他远远就下了车，让司机开空车出城，声称去凤凰山机场接客人，他从左侧的一个城墙缺口翻出城去。邓锡侯已先到城隍庙，二人如脱笼之鸟，立即登车前往彭县。

12月8日，蒋介石得知消息后，火冒三丈，立刻派王缵绪去追赶，见面后，代蒋介石传话说：“过去的一切都是误会，无论如何要请二位回成都一趟，一切都好商量。如不相信，可以让蒋经国来做人质。”刘、邓二人很干脆地回绝了。

12月9日，潘文华也从灌县赶来，三人正式宣布起义。这时，成都也已一片混乱，蒋经国记载说：“成都社会风气比重庆更为复杂，街头巷尾构筑无用之木栅，真是自欺欺人……城里秩序渐恶，到处汽车拥挤，冷枪时发，成乐公路之夹江、峨嵋附近，盗匪如毛，四出活动，南路亦复如此。”面对如此险境，蒋介石只好逃之夭夭了。

12月10日晨，蒋介石和幕僚们正共进早餐，副官送一份窃获的卢汉给刘文辉的电报，内容为“要刘文辉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介石，为人民立功。”蒋介石看完电报，气得脸色发白手发抖地说：刘文辉与卢汉早有勾结！看来成都是不能久宿，立刻收拾行装飞往台湾。

蒋介石走出了黄埔楼，有人劝他从后门走，蒋介石大怒：“我一生只在军校正门出入，走后门，岂有此理。”不仅如此，蒋介石父子走出军校大门时，还高唱中华民国国歌，摆出一副英勇就义的样子，用来掩盖心中的恐惧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