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毛泽东在《国共合作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一切正得益于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得益于孙中山重新阐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后的政治遗产，也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

本文原载于《世纪风采》2016年第11期，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孙中山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

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虽然仍在寻求日、德、英和美国的援助，但是，列宁和苏维埃已引起他极大的兴趣。早在1918年夏，孙中山便以党的名义致电列宁说，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俄国存在八个月之久，这个事实给了东方人民以希望，一个类似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他还寄予美好的预期：中俄两个政党团结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

次年3月，苏联外交事务人民委员格奥尔基?齐契林给孙中山复信，信中引用孙中山常说的话：即在事实上，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在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解放人民，建立持久和平。这封信虽然没有送达孙中山手中，但是，苏联的意向和愿望，已经明白无遗地表现了出来。

1920年7月，旅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孙中山和列宁均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孙中山被邀出席会议。几乎同时，列宁也给孙中山发来法文电报，邀请他到苏联去。同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陈独秀介绍，专程往上海拜访孙中山，这次愉快而又短暂的会见，给这位年青的苏俄共产主义者留下深刻的印象。1925年3月15日，他在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回忆说：

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房子很大，立有许多装满书的柜子。他看上去象是四十五到四十七岁（实际上他已经五十四岁了）。他身材挺秀，举止谦和，手势果断。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间已被他俭朴而整洁的衣着所吸引，他身穿草绿色制服，裤腿没有装在裤筒里。上衣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中国大学生和中国青年学生一般都穿这种上衣。…… 我们临走前，谈话快要结束时，孙中山又回到苏维埃俄国的话题上来。显然，他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 解放出来 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

同维经斯基一道来中国的，还有共产国际的另一位代表马林，正是他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来中国推动国共合作的实际进程。1921年12月下旬，马林专程来到桂林，与孙中山会谈。孙中山详细而又认真地询问马林这样一些问题：俄国革命、共和国的发展、新经济政策、苏俄的舆论宣传和红军政治工作。马林也以同样的态度，回答所提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三条建议：国民党必须改组，以便容纳农民和工人；必须建立一个军事学院，以便为革命奠定武装基础；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两人会谈后，孙中山的心情尤为兴奋，立即写信给廖仲恺说：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和他的中国工业发展计划颇有相似之处。

1922年8月，苏联政府副外长越飞来华，与北京政府商谈外交、商务等事宜。同时，他又派人持函来上海，在林伯渠、李大钊的陪同下，会见孙中山。来人与孙中山会谈了六天。之后，孙中山、越飞多次函件来往，互通各自关注的信息。孙中山期待着与越飞的直接会晤，但是，令孙中山困惑不解的是，苏联政府为什么那么热衷于与北京政府改善关系，对此，他曾直率地提出过质疑。国民党元老张继受孙中山委托，就此专门会见越飞，他回忆说：

当时我带了总理的信去见他，他正在害神经痛的病，躺在床上。他说：“这是革命党应得的病。”他看完总理的信以后，要我口头上带话给总理。我猜想总理的信里，一定是说中国是我创造起来的，你来中国，应该来见我，为什么到北京去找军阀？那时北京是曹锟的势力，越飞要我带话给总理，解释说：“苏联革命刚成功，形势很危险，不能不拉拢，革命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的，不是可以走直线的。”他说的话，初听也颇近情理。

1923年1月17日，越飞来到上海，两位职业革命家首次会晤，气氛非常融恰。他们都通晓英语，可以直接交谈，无需别人翻译。后来，他们又进行了多次会晤。孙中山希望苏联政府能够给中国革命以帮助，表示将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如果苏联能派出政治、军事顾问，那将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越飞对此表示赞同，并答应将会谈的情况，详细地报告给苏联党和政府，以期形成一个正式的文件。

孙中山和越飞的频繁接触，引起英租界特务怀疑和监视。于是，孙中山改派廖仲恺与越飞到日本会谈。廖仲恺的哥哥廖凤书是北洋政府驻日公使，公使馆可以提供安全的庇护。可是，后来还是被东京“特高课”察觉。于是，会谈的方式又重新改变，越飞以医治足疾，廖仲恺以给女儿治病为由，相继转移到热海温泉，他们在这里继续所讨论的话题。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在上海签字。《联合宣言》说：“中国最紧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的获得。”“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包括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这个宣言的签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大转机，如毛泽东所说：“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