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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晚年重返上海滩:遭朋友重点打压

杜月笙晚年重返上海滩:遭朋友重点打压

杜月笙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最富有传奇性的一个人物,他从一个小瘪三混进十里洋场,成为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他文质彬彬,却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他的一生充满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他所建立的庞大黑帮王国和在中国现代史上刻下的独特印记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

1927年到1937年,杜月笙的势力达到顶峰。1937年抗战爆发,杜月笙离开上海,先到香港后赴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杜月笙以无可争议的民间帮会总代表的身份返回上海,但他一呼百应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而此时,已进入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六年。

重回上海滩挨“当头一棒”

1945年8月底,在中国欢庆抗战胜利的喜悦氛围中,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8年之久的上海。火车上的杜月笙有喜有忧,心事重重。

杜月笙喜的是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像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他和浦东同乡、好友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募捐了不少钱款;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有这样的累累功劳,如今抗战胜利,杜月笙想蒋介石理应给他一碗好饭吃——当时上海坊间也确实传说他即将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

他的担忧却更深重。老于世故的他十分明白,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租界消失了,市政归于统一,他的黑社会组织不仅失去了赖以生存、繁衍的治安死角,而且失去了最有力的后援——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当局,他和他的集团已不再具备租界别动队的价值;国民党现尽可使用军队、警察、特务等统治上海,犯不上再利用这股名声不好又颇难驾驭的黑社会势力——自己过去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好时光只怕要成为明日黄花。

然而好事没有出现,立即有消息传来,上海市长一职已由钱大均出任;坏事倒比想象的还糟:杜月笙人还未到上海,上海北站已出现大字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打倒杜月笙!”惊惶之下,杜月笙临时决定改在南站下车。

杜月笙得知,他一返沪就挨当头一棒是他的门生吴绍澍主使。

当过他10年徒弟的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接收大员。吴绍澍知道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他既要和杜月笙脱离瓜葛,又要扳倒杜月笙以树威,因此公开向杜月笙树起叛帜。

杜月笙尴尬抵沪后一直等待他的拜见,然而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态度倨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杜月笙的亲信顾嘉棠、叶焯山及杜门中人咬牙切齿,发誓要把“欺师灭祖”的吴绍澍剁成肉泥。杜月笙强压怒气,一一劝止。他很清楚,如今已非当年。

接着,打击接踵而来。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他也相救不得;他的总管家、万昌米行老板万墨林被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投进监狱,罪名是“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物价,资款作弊”;甚至,杜月笙本人后来也被变相扣押。国民党在上海征集“救济特捐”支撑内战,筹款目标无法达到,宣铁吾就变相扣押杜月笙8小时。杜月笙被迫出钱才赎回自由之身。

上海市当局已把当年的“亲密朋友”杜月笙当成重点打压的对象,杜月笙及其集团的伸展空间大为压缩。他悲哀地看到,昔日左右逢源、一呼百应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了。

勉力维持“龙头老大”局面

在不断的被动挨打之中,杜月笙逐渐缓过劲来。毕竟,他在上海有完整的班底,有一批精心栽培多年的得力干将。杜月笙一边韬光养晦以适应新局,一边努力重建“沪上闻人”的尊荣。

首先,他通过国民党上层最可依赖的密友戴笠开始收拾吴绍澍。戴笠抓住吴绍澍私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军以谋取钱财的铁证,以“纵放巨奸、吞没逆产”的罪名呈报蒋介石。不久中央电令下达,先是免了吴绍澍的副市长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一职,改由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吴绍澍从此一蹶不振,杜月笙“被徒弟欺负”而失去的颜面得以挽回,并出了一口恶气。

1948年8月开始,为挽救统治危机,蒋介石以蒋经国为特派员,到上海执行财政经济紧急措施,打击巨商、富户、大官僚,此活动被称为“打虎”。 杜月笙知道自己已被看成上海社会复杂、局面混乱的总根源,这次一定会首当其冲,立即叮嘱长子杜维藩将其维昌证券号关闭去北平躲避。

但其三子杜维屏还是被蒋经国抓住把柄——因场外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股,锒铛下狱,登报示众。被逼到墙角的杜月笙在蒋经国召集的上海工商、金融巨头会议上公开发难。他说:“我本是个坏人,但总统执政以来,把我当好人,我就没做过坏事。我儿子的事,料想当局会调查核实,秉公办案,我完全服从政府。不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望特派员一视同仁,查实公办,这样才能服人心。如果找不到该公司仓库,在下可以派人担任向导!”言毕即称“身体有恙”拂袖而去。1

杜月笙所说的“该公司”即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和二小姐所有的扬子建业公司。在当时,这个公司所囤积的物资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他这番话令很多人折服。蒋介石闻知“打虎”打到了自家亲戚头上,立即赶往上海命令蒋经国再不可蛮干,杜维屏也被释放。

在这有进有退、有得有失中,杜月笙勉力维持着“龙头老大”的体面,他对国民党的愤恨与日俱增。他对密友范绍曾说:“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还说:“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不止。”甚至还说蒋介石拿他当夜壶,用完就往床底下一扔。

几番挣扎,看透了国民党政权的卑劣腐朽,虽然戴上了全国面粉业公会理事长、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等70多个桂冠,身患严重哮喘症的杜月笙深感力不从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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