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极一时的“一贯道”

“一贯道”发端于晚清，极盛于1940年代。其教义，杂糅儒、道、佛及耶稣教经典，宣称整个宇宙分“红阳”、“青阳”、“白阳”三期，各历一万八千年。目下正值“白阳”期末世，大劫将至，须得信奉“一贯道”，才能消灾免难。

民国晚期，邪教组织“一贯道”，甚至一度发展到与国、共两党分庭抗礼的程度。

1930-1947年间，其全国组织架构，设有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等7大总坛。

上海总坛，所辖范围并不止于上海市范围，如常州、杭州、温州等地分坛，亦归上海总坛管辖。1949年前后，一贯道在上海拥有基层坛堂1144个，办道人员6200余人，道徒约30万人。由此当不难揣知，“一贯道”当年教徒之众。有学者认为，极盛时期的一贯道，有教徒300万人以上，当非虚言。

一贯道 汪伪高级官员的敛财工具

抗战期间，“一贯道”将大量汪伪政权高级官员发展进入组织。如汪伪中央税警团团长李丽久、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孙祥夫、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汪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等等。

自民国之“一贯道”，至今日之“全能神”——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始驱动力。其教义本身如何，实际上并不重要。正如传销模式下，其产品质量如何，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竭尽全力发展下线。这种金字塔式的敛财体系，也恰恰是当日汪伪政府高级官员们乐意加入“一贯道”，成为教内高级干部的主要原因。

该道敛财名目极多，如捐钱办道、考财、度大仙、功德费、开荒费、坛主费、献心费、忏悔费、齐家费等等——投桃报李，以敛财为目的的教首们，亦可以投汪伪之所好，随意更改其教义，宣称“日本来中国是天数，来收恶人”;内战期间，甚至在教徒中散播“十八小子坐中原”之谶语，妄图渔利。

1946年，国民政府社会部联合内政部，曾公告各地要求取缔“一贯道”，并以“汉奸罪”对该教发起起诉。但在张光璧等人的活动下，起诉无疾而终。

调查取证

北京(平)市公安局成立伊始，民警们在社会调查工作中，发现一些人家里建有一贯道的道坛，供奉“师尊”和“师母”，每日都有人前去叩首参拜，其中既有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和没文化的普通群众，也有士农工商各阶层的人，有些还是有身份的人，留用的国民党旧警察中的道徒和道亲也为数不少。进一步调查得知，建有道坛的是一贯道的传师家，并且为数不少的传师以前不是地痞流氓、恶霸地主，就是日寇时期当过汉奸和国民党特工等。前去叩拜的都是一贯道道徒和道亲。

民警看见，道坛所在的屋子里烟气缭绕，道徒和道亲对着“师尊”和“师母”像燃香跪拜。被称为“三才”的三个未成年孩子用被称为“扶乩”的把戏骗人。“三才”指“天才”、“地才”和“人才”。“天才”用一个绑着的木棍在沙盘上写字，“人才”把写出的字念出来，“地才”再把念出的“神训”字写在纸上，要道徒拿钱来“行功”、“献心”，以免灾难，没钱的也不要紧，“舍身办道”即可。

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一贯道调查组，调查一贯道的罪恶行径，为国家制订取缔一贯道的政策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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