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七干校”】

中老年文化人没有不知道“向阳湖”的。这里说的“向阳湖”，特指“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部“五七干校”所在地：湖北省咸宁县“向阳湖”——这个地方现在叫咸宁市咸安区向阳湖镇。

所谓“五七干校”，我这把年纪当然早知其名，但在“文革”结束前，也就知道它是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办的干部学校，让那些大城市里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

现在才搞清楚，是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看了林副主席呈送的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毛泽东要求“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把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大学校”，一业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它实际上是夺取政权年代的根据地建设、军事化管理、“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制度、1960年代初期的重提“阶级斗争”以及“反修防修”的一个合成思想体。

1966年所谓“五七指示”中，毛写的本来是“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但是，到了1968年秋，全国性的“造反”夺权已近完成，毛发动“文革”的初衷基本实现，要重建党政管理秩序，从中央到地方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要实行精简原则，超过80%的精简干部、文革初期就被关进“牛棚”审查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人怎么处置呢？

恰好，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定名为“五七干校”。柳河的经验材料被发现上报到中央，毛泽东看到后，于9月30日批示：“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纷纷办起了“五七干校”。

据统计，到1979年2月7日，国务院发出《 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10多年间，中央在各地创办五七干校106所，先后下放的干部、家属达10余万人；各省机关办干校有1497所。其中，湖北省以沙洋监狱为中心的荆州地区五县的中直和省办“五七干校”规模最大，先后达10万人左右；江西的中央办公厅干校，鲤鱼洲北大和清华干校，上海奉贤县巴金和王丹凤等人呆的干校，河南息县钱钟书夫妇等人呆的中科院干校，因有高官和高知，比较有名。如果要对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有一个概略又感性的了解，可以翻翻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出的《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而在全国各地1600多所“五七干校”中，最有名的，毫无疑义是“文化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

【二、“向阳湖”】

“文化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简称“向阳湖干校”，它之所以特别出名：

第一当然是文化名人多，这是它胜出沙洋干校之处。沙洋下放的是全国人大、政协、八大民主党派、统战部、外交部、财政部、公检法、石油部、铁道部、总参、总后等权力机关的官员，虽有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社会学家费孝通、全国政协副主席经叔平、原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最高检副检察长黄火星等一帮大佬，怎么比得上“向阳湖”的作家和专家冰心、沈从文、臧克家、张光年、冯雪峰、郭小川、周汝昌等人名重现当代？

我最早知道咸宁干校和“向阳湖”，是读郭小川的《楠竹歌》，发表在他去世后的次年，1977年2月的《诗刊》上，以及臧克家写于1972年因病从干校返京后，出版于1978年3月的诗集《忆向阳》。臧克家这部以57首绝句体歌颂五七干校生活的“正能量”诗集，1979年初受到姚雪垠的尖锐批评，这可以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否定“文革”之后，文坛上的第一桩论辩性公案。此后，有《黄河大合唱》作者、臧克家的好朋友张光年（光未然）写的“干校蒙难纪实”《向阳日记》，著名剧作家陈白尘纪录向阳湖放鸭等经历的《牛棚日记》，还有牛汉、韦君宜等人的自传关于向阳湖生活的记录，不一而足。这些阅历丰富的文化名人收入他们传世文集的记载，其影响力岂是《天高云淡——装甲兵襄樊五七干校孩子们的回忆》（中央文献出版社）、《记忆沙洋“五七”干校》（长江出版社）之类集子可以比拟的？

第二是向阳湖干校在文化“战线”规模最大。“文革”中文化部办的干校不止一处两处。有本书叫《金岗山麓的追忆——文化部丹江口“五七”干校文化名人寻访录》。而郭小川那首名诗《团泊洼的秋天》，写的就是文化部在天津静海县团泊洼的干校。他是在向阳湖干校移交当地办农场之后转往团泊洼的。上海奉贤干校是上海的文化界人士。这些干校文化名人聚集的规模都远不如向阳湖的大。向阳湖干校从1969年4月12日草创，到1974年底人员全部撤出，共容纳了文化部机关、中国文联和作协、故宫博物院和荣宝斋等北京文化单位的干部及家属6000多人，共编有5个大队26个连！

第三是因为这个地方生产与生活特别艰苦，被文化名人笔下记录下来给人印象深刻。1968秋年到1969年，中苏关系剑拔弩张，处于大战一触即发态势，所以中直机关干校没有到东北去办而是到中南地区。中南地区办的干校，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就数“向阳湖”了。没实权没钱财的原文化部及下属单位，办干校选址没得挑，江汉平原所在的沙洋那样的地方怎轮上这帮文人？

所谓“向阳湖”，本名“关阳湖”，是咸宁、嘉鱼和武昌三县交界处“斧头湖”南端的一条湖汊。至今很多人不知道，这里的围湖造田不仅是全国普遍性的“农业学大寨”改造自然，而且是一项重大的政府水利工程的一部分。从1968年12月动工到1970年10月完成，动员了两湖、两广、江浙和安徽、河南8个省的数万民工。

臧克家在《忆向阳》的序里描述，“向阳湖，是一个年代久远的荒湖，面积宽广，茅草丛生。野鸟在上面安家，獐子在里边落户。泥浆混浊，青天也印不上个清亮的影子。四面一片荒野，栽不到一株树。”就是一大片沼泽呀！我在湖区长大，知道这样的沼泽地，只有若干高处可以搭棚子安家，所以我们水乡的地名多叫什么“台”呀、“墩”呀、“埠”呀、“岭”呀。生活在江南水沼地的人们晓得，这种地方最可怕的是吸血的蚂蝗和蚊子，防不胜防；其次，是堤埂泥路里扎人的野菱角。

最重要的，是第四条，咸宁有个叫李城外的人。

1961年出生的李城外，本是咸宁地区通山县人，但长期在咸宁市直机关工作，对“向阳湖”所在的“咸安区”比老家还熟悉。1994年在市政协坐“冷板凳”时，从《咸宁市志》的“大事记”里读到一条记载：“文化部到咸宁向阳湖创建‘五七’干校。一大批著名作家、艺术家和文化界高级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六千余人在该校劳动锻炼……”就这么几句简短的介绍，让他敏锐地感觉这是天赐咸宁的一座文化富矿，天将降大任于他来保护和发掘之。

从此，不论是当这个局那个局的局长，还是现在担任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他的业余时间全部身心都用在这件事上，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五七干校研究第一人”，向阳湖文化研究专家。2011年10月底，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到“向阳湖”考察，观看了他收集并在干校总部旧址展出的那些珍贵的史料、照片和实物，大表赞赏；借用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抗日英雄“李向阳”大名，笑称李城外是“文化李向阳”；强调这么多文化名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集中在一个地方，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很少见，咸宁对这份独一无二、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要按照“文史农旅”相结合的思路，继续搞好保护和开发工作。

怎么评价“五七”干校这段历史，当代人可以见仁见智，后代人肯定会从他们的视角给出不断更新的解读，但是历史研究首重史料，最有价值的基础性的贡献，无疑是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学术中立态度，收集和保存相关历史文献和实物。

1995年起3年里，李城外“与时间赛跑”，陆续在京城采访了200多位曾下放“向阳湖”的文化名人，“抢救”了一批弥足珍贵的音像资料。著名学者任继愈说：“后来人如写文化大革命史的‘儒林传’，这是一批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种野史的真实性或为正史所不及。”已经出版的《话说向阳湖——京城文化名人访谈录》、《向阳湖纪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等“向阳湖文化书系”，只是李城外用文字呈现的一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