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溥仪的初次相见是在天津。当时溥仪这位前朝皇帝虽然已无权无势，却仍在张园自设“清室驻津办事处”，继续以宣统皇帝的身份称孤道寡，不断联络军阀政客，做着自己复辟大清的美梦。因张作霖的关系，溥仪对张学良也不敢小看。

婉容和溥仪

受过西方教育思想的张学良，对溥仪当时的做法看不惯。他认为溥仪应该顺应历史潮流，放弃“复号还宫”的妄想。之后一天，两人在天津的一家饭馆相遇了。张学良不管溥仪是怎么想的，竟对其进行了一番“说教”：“你肯不肯到南开大学去读书？好好读书把你过去的东西都丢掉，真正做个平民。如果南开你不愿意去，我劝你到外国去读书。”“你原来有皇帝的身份，现在你虽然是平民，但比平民还是高。你要是真正好好做一个平民，说不定将来选中国大总统会有你的份儿。你如果以后还是皇帝老爷这一套，将来有一天也许会把你的脑瓜子耍掉。”张学良推心置腹说的话，但正所谓忠言逆耳，溥仪一句也没听进去。

溥杰是醇亲王载沣的第二子，溥仪的胞弟。曾入宫给溥仪伴读深受溥仪的信任。经过张勋复辟的失败，以及“北京政变”被赶出紫禁城。溥仪认识到，要想恢复大清王朝，没有军权是万万不行的。但以他的“九五之尊”是无论如何不会屈尊与那些凡夫俗子搞关系的。因此他拟溥杰作为他的代言人，出入于社交场所，为他拉关系寻求军事靠山，以图东山再起。

最先进入溥杰视野的就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张学良。于是溥杰托陈贯一代为引见。陈贯一是京津社交界知名的活跃人士，无论皇亲国戚还是达官贵人，都能说得上话，可以说是社交场上一位八面玲珑的人物。1927年初，在陈贯一的安排下，溥杰夫妇在北京饭店舞会中认识了风流倜傥的张学良。不知是天生有缘还是性格使然，张学良与溥杰一见如故。在以后的交往中，溥杰越来越感觉到社会和人们对没落皇室的不屑一顾。而对这个东北王之子，却是备受人们尊敬。这更坚定了溥杰的想法，要想恢复大清天下就要以坚强的武力为后盾。溥杰再不愿空守有名无实的小朝廷，当没有用的“御弟”，他要从军带兵打天下。

1928年间，张学良邀请溥杰到北京西北的南口，参观奉军构建修筑的军事工事，同时特意安排了检阅奉军部队操练。溥杰显得十分高兴，甚至引以为一种莫大荣幸，他反复思考之后，觉得应当向少帅表白“从戎”研习军事的决心了，于是当即在南口直截了当表明决意要投奔奉军。

溥杰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张少帅听到我的请求后，有些犯难地对我说，要说这事本身倒很好办，但以你皇弟的身份到我的部队从军恐不合适。咱们现在是朋友关系，如果那样的话，就成为上司与下属了，这就不好处理。还有你哥哥仍旧很讲君臣名分，他能答应这事吗？张少帅说出了一大堆难题。我不听他这些，继续坚持自己的要求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就看你答应不答应吧！此后，我又屡次三番地表示要到他的军中去‘从戎’，并说他要是不答应的话，就不够朋友，弄得张少帅无可奈何，最后他只好说，那好，这段时间你就先上我们在奉天举办的讲武堂去吧！”

张学良婉拒几次之后，最终拧不过溥杰无奈答应下来。他要溥杰暂时先离开北京，到天津法租界他的张公馆去避一避，那儿由张学良的二夫人谷瑞玉掌管，他会电告谷女士接待，避过风险住一段时日之后，张学良自会安排溥杰去奉天。

大约三个月后，东北突发日本人制造的皇姑屯事件，张学良之父张作霖被炸身亡。谷瑞玉紧急出发去东北奔丧，溥杰也借机跟着张学良的二夫人一同出发去了东北。溥杰一方面是为了讨好张学良，陪同谷瑞玉去出席丧礼祭拜张父，另一方面则是顺道去奉军讲武堂，即刻开始学军事，他不愿再在天津无休止地等下去了。

这时候，密切注意溥杰动向的日本军界得到情报，得知住在张学良天津二夫人府的溥杰要去投靠奉军，立刻紧急报告溥仪，要他必须赶快阻止溥杰投奔反日的奉军讲武堂。已经决定要依靠日本力量复辟皇室的溥仪心领神会，他马上找到日本驻天津领事白井康，恳请日本军人在半路将溥杰截回。所以，溥杰乘坐的从天津开往大连的日本轮船“天潮丸”一靠岸，他立即被日本军人拘捕并扣押在大连的星浦大和旅馆里了。

之后，被溥仪劝动的溥杰便放弃了投奔张学良的想法，转而开始东渡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活。这一切都是日本人一手操办的。从那以后，溥仪、溥杰与日本人越走越近，他俩已经逐渐成了日本侵略中国棋盘上的两颗举足轻重的棋子，自觉自愿任由东洋主子摆布了。

投奔国民政府之后，张学良气愤地向溥仪发出恐吓警告，反对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建立伪满洲国。“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将近两个月时，张学良以赵欣伯的名义，给溥仪溥杰兄弟送去一筐水果。溥仪府的门卫一见送礼者的名片是奉天市（今沈阳市）市长赵欣伯，立刻将水果筐呈献给皇上溥仪，溥仪命令侍从打开筐盖，却陡然发现水果中竟然有两枚炸弹，吓得魂不附体慌了手脚。他赶忙请来日本军人鉴定炸弹背后的蛛丝马迹，查验的结果说明，两颗炸弹是张学良辖下的兵工厂生产的。炸弹下面压着一张没有签署的字条，严厉警告溥仪溥杰难兄难弟，不得投靠日本与国人为敌，否则要小心性命。溥仪立刻明白了这显然是张学良的威胁警告。

张学良此举无非是想给溥仪以警示，让他清醒，不要中了日本人的诡计。但事与愿违，这一举动让溥仪顿失安全感，反而加速了他出关投敌的脚步。1932年溥杰再次从日本回国度假，张学良给溥杰写了一封信说：“日本人歹毒异常、残暴无比，我们父子同他们打交道的时间长领教够了。他们对中国人视同奴仆，随意宰割。你要警惕他们，并要劝诫你哥哥，让他同日本人脱掉干系，悬崖勒马……”尽管张学良诚恳劝说，被复辟野心冲昏头脑的溥仪、溥杰却视其为逆耳之言。最后，被日本人所用，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傀儡，成为民族的罪人。

溥杰后来也回忆说：“可惜，我当时正同溥仪一道，千方百计地在做恢复满清王朝的努力，对张少帅的忠言根本听不进去，这真是一桩终生的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