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逐水草而居的北方胡人来说，他们固然看中地盘，但更看中金帛、女子。趁汉族政权疲弊，他们进来抢掠一番，占些便宜后通常都会返回老巢，毕竟中原的文化、气候、饮食、习俗，不是他们一下子就能接受和适应的。

汉人强盛的时候，胡人有所收敛，但仍不时侵扰。在占有汉族女子问题上，胡人选择了一种较文明的抢掠模式，即所谓的和亲。对汉族政权来说，和亲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种“和”，并非真和，而是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屈辱成分。牺牲一个女子，换来数十年安宁，这笔外交帐，皇帝算得比谁都清楚。

唐朝公主和亲

当然，这些女子，并非普通的乡野村妇，而是有身份、有地位、有背景的上层社会女子，诸如公主、郡主或宗室女。除了相貌、身材、皮肤等因素，她们还能为远藩带去政治利益，谁与大国联姻，他在本国的政治地位就能得到提升或稳固。自西汉至李唐，周边诸国和亲之请不绝，唐朝的和亲就非常频繁。

在和亲问题上，包括李唐在内的汉族皇帝通常会耍些花招，嫁到远藩的正牌公主寥寥无几，直到唐朝遭遇“安史之乱”，国力衰败后，才出现了第一个远嫁外藩的汉族正牌公主——唐肃宗之女宁国公主。自李渊时代起，那些所谓的和亲公主均为混充。在混充公主中，有宗室女，有外戚女，甚至还有女妓。

让女妓挑起和亲重任的，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不过，那时李渊还不是皇帝，而是隋亡唐兴之际的天下实际主宰者，是无冕之皇。改朝换代，不仅要看国内局势，还要看国际形势。当时，北方的突厥，以及受突厥控制的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等国，也想在隋朝覆亡之际分得一杯羹，李渊必须有所表示。

据《旧唐书·宗室传》载，“襄武王琛，高祖从父兄子也。……义宁中……与太常卿郑元璹赍女妓遗突厥始毕可汗，以结和亲”。《册府元龟·奉使部》也载，“唐高祖义宁中，遣襄武郡公琛与太常卿郑元璹赍女妓遗突厥始毕可汗，以结和亲”。两份史料均表明，李渊曾派李琛、郑元璹送女妓入突厥和亲。

女妓，不是妓女，而是一类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美女，多为宫廷、王府或官宦人家所豢养，能诗词歌赋、吹拉弹唱当然，如果主人有需要，她们还要无条件陪着娱乐。隋唐时，女妓人数较多，如隋文帝“赐陈主妹及女妓十四人”（《隋书·杨素传》），唐顺宗“出后宫并教坊女妓六百人”（韩愈《顺宗实录》）。

至于李渊为何派李琛、郑元璹赴突厥，又为何送一名女妓去和亲，不少人认为是李渊太原起兵造反时，为防止北方的突厥在背后插刀子，刻意使出美人计，以此拉拢当时的突厥始毕可汗。其实，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史料中提到一个年号，即义宁。义宁，是隋朝年号，始于公元617年十一月代王杨侑即位，终于公元618年五月李渊称帝建国。从史料记载看，女妓和亲应发生于这半年之间。再者，李琛于义宁中（617年十一月至618年五月）封襄武郡公，郑元璹在617年九月才归附李渊，二人的经历也能确定和亲时间。

《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甲子，高祖……遂起义兵”，同年十一月攻克长安，立杨侑为隋帝，遂改元义宁。可见，李渊起兵，发生在女妓和亲之前，而且两件事间隔时间不短，差不多半年时间。显然，李渊送女妓入突厥和亲，并非为了方便自己顺利起兵，而是另有所图。

李渊起兵前，的确派人跟突厥交涉过，使者为刘文静。《新唐书·刘文静传》载，“唐公乃开大将军府，……文静劝改旗帜，彰特兴，又请与突厥连和，唐公从之。遣文静使始毕可汗，……愿与突厥共定京师，金币、子女尽以归可汗。始毕大喜，即遣二千骑随文静至，又献马千匹”。自此，李渊与始毕可汗成为盟友。

刘文静不虚此行。正是因为有了与突厥的盟约，得到了始毕可汗的援助，李渊才发出了“天其假我此胡，以成王业也”（《大唐创业起居注》）的感概，继而比较从容地攻克长安，挟天子亦讨不臣，在能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

李渊占据长安，掌控大局后，又以“女妓遗突厥始毕可汗，以结和亲”，其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不久后的改朝换代做准备。只要突厥始毕可汗不趁机滋事，受禅仪式顺利进行，万事大吉。从李琛、郑元璹于武德元年（618年）九月返回长安看，二人应于李渊称帝前夕赴突厥，这与李渊以唐代隋时间吻合。

女妓和亲与李渊起兵无关。有人把女妓和亲时间说成在李渊起兵之时，甚至把刘文静出使突厥与女妓和亲突厥这两件事拼凑在一起，混为一谈，称突厥援助李渊几千匹马全靠女妓的“献身精神”，这是对历史的故意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