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643年)的太子之争造成贞观朝局的重大改变，长孙无忌集团通过拥立李治当太子而成为朝廷的主导力量。只要李治在三十岁前登基为帝，长孙无忌肯定能成为控制朝政大权的首席托孤大臣。

不过出于对长孙无忌的了解和长孙皇后生前的警告，唐太宗对长孙无忌不是绝对信任，担心他会变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于是唐太宗便暗中布置了一个制约长孙无忌的大臣，这个人就是李世勣。

然而长孙无忌的权谋水平很高而又心胸不宽，对政敌的打击非常残酷。多位朝廷重臣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后惨遭不幸，背后都有长孙无忌的影子。要不是唐太宗坚定保护，房玄龄恐怕都不得善终。

正因如此，唐太宗暗中布置李世勣制约长孙无忌的同时也要保护李世勣的安全。当时李世勣与长孙无忌同属支持李治的“晋王党”，长孙无忌主要的清洗目标还是“魏王党”，两人的矛盾爆发则是李治登基后。

唐太宗保护李世勣的措施就是在表面上强化长孙无忌的首席托孤大臣地位并将李世勣边缘化，从而让长孙无忌觉得李世勣对自己没有很大的威胁。于是在临终之前，唐太宗突然无理地将李世勣贬官到外地。

要知道李世勣当时已经是宰相了，将他贬官的命令一定要通过中书起草、门下审核、尚书执行的程序才能生效，而这个程序就控制在长孙无忌手中。因此长孙无忌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李世勣被贬官的消息。

李世勣被贬后，长孙无忌的首席托孤大臣地位便不可撼动，自然将李世勣从首批打击的潜在政敌名单中剔除。再加上李世勣的谨慎小心，这位长孙无忌的最大潜在政敌竟然毫发无损地躲过了后来的大清洗。

正因为唐太宗临终前通过权术营造出了李世勣被边缘化的假象，所以长孙无忌一直没有对李世勣下杀手。而李世勣则在谨慎小心的“边缘化”生活中等待时机，最后在“废王立武”时给了长孙无忌致命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