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苏轼两个人，在政局上面一直都是政敌，王安石坚持自己的变法，而苏轼是站在反对变法的一方的，所以两人很明显是政敌。然而，当“乌台诗案”爆发之后，苏轼的结局是非常惨的，为什么这时候，作为政敌的王安石却出面为苏轼求情？政敌难道不是巴不得对方早一点被踩在脚下吗，王安石这样做又是为什么呢？

王安石与苏东坡是一对“政敌”，王安石出于政治需要贬谪过苏东坡，也出于道义责任援救过苏东坡。苏东坡从生命的谷底黄州屹立成伟大文学家后，到南京拜访早已“裸退”的宰相王安石。伟人相会，飘逸潇洒，友谊超迈，人品风流，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节点。

在整个“乌台诗案”过程中，苏轼所属反对派政治大佬司马光等人都鸦雀无声。据史料记载，只有三人挺身而出救苏轼，一位是其弟苏辙，愿把自己的官职捐出来为兄赎罪，另外两位却都是苏轼的政敌：一位是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另一位便是王安石。王安石非常反感这种“因言获罪”的政治斗争手法。苏轼虽然恃才自傲，但操守严明，光明磊落，是个君子。“岂有盛世杀才士乎？”

据史料和宋人笔记记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疏入方决”。于是，宋神宗按照政治形势和惯例，把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黄州四年”后，苏东坡来到江宁。王安石穿一身与钟山农民没多大区别的衣服，骑着一头毛驴到江边迎接苏东坡。来不及冠带的苏东坡慌忙出船长揖而礼：“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则拱手而笑：“礼岂是为我辈设？!”

这一对原来的“政敌”旋即超越政治藩篱，还原成潇洒飘逸、风流千古的“唐宋八大家”——我们民族的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就这样体现在两位优秀才子身上。

王安石和苏东坡在钟山游山玩水、谈诗论佛将近一月。他们都出入自如，进退美丽，其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体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辉煌高度——两位伟人在钟山相处的日子，应该说代表了西哲海德格尔所向往的那种“诗意的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