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黎天才成为张学良亲信后的活动，分歧很大，尤其对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说法不一甚至相当矛盾。

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有两个“黎天才”——这是因其特殊身份和当事人回忆时已有倾向性判断所致。以下笔者仅根据历史事实对黎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作一描述。

东北沦陷，黎天才即在北平活动，并为国民党北平军委分会搜集日军情报。张学良旅欧返国后，黎将张外出期间东北军内部情况、南京蒋介石和北平何应钦的情况等向张汇报。

张视之为亲信，委以机要组上校组长之职，主持情报工作(并直接负责搜集时事和中共情报)。黎遂在机要组安插了一些留苏同学、前中共人士等。

黎天才后因张学良身边“少壮派”的排斥，愤而返回老家。张学良函电交驰，催促其返回，黎遂复归。在整个兵变过程中，他在张学良身边从旁参谋，除有所建议外，还与高崇民秘密保持联络、派遣李金洲赴太原与阎锡山联系等。

1936年12月11日晚，张学良约见黎天才、高崇民、卢广绩等，宣布是夜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指示黎负责起草西安事变“八项主张”的通电。

“当周恩来知道八项主张的通电是黎天才起草的，而黎即是早期的北方共产党人李渤海时，对黎嘉勉有加，称赞八项主张通电，特别是其中‘切实遵行总理遗嘱’一项写得好，说如果没有它，将来在历史上会把事变的意义弄混沌了，会被人弄得文不对题了。”(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但黎为避与陕北来人发生冲突，随即辞去“设计委员会宣传组”召集人职务。

西安事变结束后，黎天才去看望张学良，随即被戴笠扣押于南京，审查他在事变中应负之责任。据说黎曾对张学良贸然送蒋回南京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样糊里糊涂地送他回去岂不太东方文化了?”(意谓张受京戏中侠士讲义气的精神影响，这与当时周恩来的感受相同。)认为“总得有始有终地把这次事变搞出一个段落，要对全国人民有所交代”。(《黎天才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