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杨荫榆是一个著名女人，她是中国首位国立大学女校长，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然而，仅仅干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在著名的“女师大风潮”中灰头土脸地辞职还乡了。如今，“女师大风潮”已经相隔九十多年，政治的归政治，社会的归社会，学校的归学校，个人的归个人，就像一台历史活剧谢幕多时，本文作者重登这个历史舞台，不仅能从前台，还能从后台和侧面看看杨荫榆女士，从中领略一种完整的人生主题。许多历史大人物曾经写到过杨荫榆，有鲁迅先生，也有胡适、徐志摩和苏雪林等，但他们往往都是从某个侧面写杨荫榆，而杨荫榆的侄女杨绛则从亲属的角度，写日常视野里的杨荫榆，她对三姑母的感情很复杂，既不喜欢姑母性格的孤寒、怪异和为人处事的歪歪扭扭；但对于杨荫榆崎岖、清冷的悲剧命运，又有从人性出发的尊重、悲悯，以及作为亲人的同情、怜惜。

　　1、女师大掀起“驱羊风潮”

　　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成为中国首位国立大学女校长，一定是杨荫榆(1884—1938年)一生最志得意满的时刻；然而，她在这个职位上只待了一年半就狼狈离职——这段经历的阴影，伴随她的生前身后。

　　很多人是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知道杨荫榆的。因为刘和珍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殉难，便误以为杨荫榆是此次镇压学生的凶手。其实，杨荫榆1925年8月初辞职后，当年冬天便回到了苏州兄长家。不过，此前她在女师大风潮中，确实曾被鲁迅痛下针砭。

　　1924年11月，由于部分学生秋季开学后延迟了2个月返校，杨荫榆整顿校风，欲开除3个学生。她的处置有失公平，引起师生不满，女师大开始“驱羊(杨)风潮”。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榆递交要她去职的宣言。

　　5月上旬，女师大召开“五七”国耻纪念会，有学生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驱赶她退席。5月9日，杨荫榆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学生自治会则召开紧急大会，坚决驱逐杨荫榆。学生们将校长办公室与寝室贴上封条，在校门口张贴开除校长等布告，值班把守，不准杨荫榆进校，她不得已只好和行政人员到校外租房办公。1925年1月以来，学生们发布数次驱杨宣言，指斥杨荫榆“劣迹昭彰”：资格浅薄不学无术，不谙礼节坠落校誉，越俎侵权徇私舞弊……其中有“蟊贼”“丧心病狂”“不知人间尚有羞耻”“杨氏之肉，其足食乎”等激烈之语。

　　1925年5月20日，杨荫榆在《晨报》发表《“教育之前途棘矣！”杨荫榆之宣言》。一周后，《京报》发表鲁迅、周作人、沈尹默等7人联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声援学生，指出杨荫榆的感言以及致学生家长书，“大概谆谆以品学二字立言，使不谙此事始末者见之，一若此次风潮，为校长整饬风纪之所致……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许广平在她保存的这一宣言的铅印件旁写有附注：“鲁迅拟稿，针对杨荫榆的《感言》仗义执言，并邀请马裕藻先生转请其他先生连名的宣言。”

　　7月底，杨荫榆以整修宿舍为由，要求暑假拒绝离校的学生搬出学校，被断然拒绝。8月1日，她率领职员们在京师警察厅巡警护卫下进入学校，勒令学生即刻离校，学生则坚决反抗。现场目击的李四光《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一文讲述，杨荫榆吩咐巡警不能动手，学生的情绪则比较失控，“一时汹涌唾骂的音乐大作……可怜我们平时最敬爱的青年淑女，为什么要做到那步田地”。

　　杨荫榆焦头烂额，再难执掌学校，教育总长章士钊8月8日批准她辞职。担任女师大校长仅一年半，她就从职业生涯的顶峰，迅疾而尴尬地跌落。

　　教育部宣布停办女师大，章士钊在《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中肯定了杨荫榆“明其职守，甘任劳怨”，随后感叹“纲纪荡然”。他说京师各校因校方开除学生而驱逐校长，已非一例。最后大抵是“革生留而校长去”。

　　20年代的许多学潮，既源自大破大立的社会风潮的激荡，也因年轻人饱含挣脱旧传统旧秩序的热望，还涌动着青春期的叛逆冲动，有时更掺杂进一些复杂背景。学生也不乏过激行为，包括火烧《晨报》报社、冲进章士钊家打砸。

　　女师大风潮期间，不同阵营的学者，在媒体上针锋相对地论战。陈西滢《北京的学潮》一文1925年2月发表于《现代评论》，他认为女师大驱杨宣言“所举的校长的劣迹，大都不值一笑。至如用欲饱私囊的字眼，加杨氏以莫须有之罪，我们实在为全国女界的最高学府的学生不取”。

　　女师大哲学系主任兼教授汪懋祖6月初在《晨报》发表文章，遗憾于学潮被外力推波助澜、难以收拾。他觉得：“杨校长为人，颇有刚健之气，欲努力为女学界争一线光明，凡认为正义所在，虽赴汤蹈火，有所不辞……”

　　鲁迅在女师大风潮前后写了大量檄文，讨伐杨荫榆、章士钊等，8月10日发表于《京报》的《女校长的男女的梦》，批判杨荫榆污蔑学生与教员、对学生“先以率警殴打，继以断绝饮食……”笔墨照例辛辣尖刻：

　　我不知道事实如何，从小说上看起来，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逼勒良家妇女，都有一定的程序：冻饿，吊打。那结果，除被虐杀或自杀之外，是没有一个不讨饶从命的；于是乎她就为所欲为，造成黑暗的世界。

　　已于1923年秋从女师大毕业的作家石评梅，也在《京报》撰文，痛批杨荫榆“残忍无人心的荒谬举动”，称她“品德不足以服人，才智不足以制众”。

　　胡适惋惜于笔战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担心影响年轻人“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他以《爱国运动与求学》谆谆告诫青年，真正的爱国是把自己铸造成有用之才，而非“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

　　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于砍下手指写血书，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

　　学校固然不是造人才的惟一地方，但在学生时代的青年却应该充分地利用学校的环境与设备来把自己铸造成个东西。我们须要明白了解：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

　　2、“国民之母之母之婆”

　　被打落入水后，杨荫榆留在世间的形象，就这么定格了：依附北洋军阀，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

　　杨荫榆自己，一定万般委屈——她以为自己的出发点，不过是要在好校风里培养专注学习的好学生。她在给女师大学生家长的信中说：“本校为全国女学师资策源之地，学风品性，尤宜注重。乃近年以来，首都教育，以受政潮影响，青年学子，遂多率意任情之举。习染既深，挽救匪易，本校比以整饬学纪，曾将少数害群分子，除其学籍，用昭惩儆……”她认为女师大是为全国女学培养师资的，故“学风品性”尤其要紧。“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学生因此讽刺她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她1925年5月9日写给全校学生的《公启》同样招致某些嘲笑：“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在“五四运动”之后摒弃旧式伦理的语境中，这类自居尊长的语调，当然显得很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