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说自己是在做蒋介石的狗，蒋介石骂宋子文拿自己当傀儡
1933年10月28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突然宣布辞职。此前，他刚刚结束为期数月之久的欧美之行，遍访美、英、法、德、意等国领导人。其个人政治声望正值巅峰。尤其让舆论不解的是，政府对宋，未做任何挽留，于次日即迅速批准了该辞职。
宋子文为何在1933年10月辞去财政部长之职？按胡汉民的说法，是因为宋对蒋介石的政策不满，不愿再为其筹措军费。宋在私下里曾抱怨说：“当财政部长和做蒋介石的狗差不多。从今以后我要做人，不再做狗了。”①
但在蒋介石看来，并不是自己要宋子文做狗，反是宋子文要自己做傀儡。9月5日，刚刚出访归来的宋子文，赴庐山与蒋介石密谈，发生激烈争执。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子文年少气盛，四年来误党误国之财政政策，尚不知觉悟，反自诩其能，不肯变更，余负其责，蒙受亡国失地之罪，彼仍一意径行，以余为傀儡，强余从其政策，今日且以辞职相要挟，忍无可忍，故痛责之，而彼终不自悟也，可叹。”②
“狗”与“傀儡”，究竟孰是孰非？综合蒋介石日记，与宋子文出访欧美时的作为，并不难窥见真相。就抗日立场而言，宋、蒋并无区别。宋出访欧美，是为了在经济领域“联合欧美，抵御日本”；蒋同期亦在“韬光养晦，密筹密谋”，推进抗日准备工作。④
但二人在抗日的具体方式上，却存在着严重分歧。宋锋芒毕露，出访期间一再批判日本的亚洲政策，并明言中国之抗日立场决不变更；蒋则反对直接刺激日本，主张一切抗日准备工作均须秘密、低调进行，必须“以和日而掩护外交，以交通而掩护军事，以实业而掩护经济，以教育而掩护国防。”
与宋对“联合欧美”充满信心不同，在蒋看来，“御侮抗日，绝非以武力可与之竞胜，亦非以外力可以牵制”，唯一的希望，是秘密致力于“国民军事教育与团练保甲”，如能有五年准备时间，“或有万一之效”。有鉴于此，宋出访期间，蒋曾一再致电告诫，“必须慎密稳妥”，“不可十分刺激日方之嫉忌心”。并建议其回国时，顺便赴日一行，以缓和关系。但宋对蒋的建议全部置若罔闻。及其归国，宋已成为国府“反日派”的旗帜性人物。⑤
1933年10月，宋子文致蒋介石的辞职信
宋子文的抗日方式没有走通，去做蒋介石的“狗”也没什么不对
遗憾的是，宋此番欧美之行，虽声势浩大，但其规划，实际上已全部被日本政府所破坏。如美国历史学家小科布尔所总结的那般，“关税自主的努力失败了，国际财团的计划夭折了，棉麦贷款削减了，国联的技术援助代表团被阻止了，经济委员会的活动范围缩减了——这全都是由于日本的压力。”⑥
换言之，宋的“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策略，没有能够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宋8月29日归国，9月5日上庐山与蒋密谈。据蒋日记，很显然，宋仍不愿放弃其对日强硬立场，且以辞职要挟蒋。6日，国府中央政治会议听取了宋的出访报告，随后对中日关系做出的评估，认为“现在国势阽危，兴亡之际，间不容发，对内对外，皆应委曲求全”，应“极力避免一切刺激日方情感之行动及言论”。会议之所以如此决策，显然也与宋此番欧美之行的挫败有直接关系。⑦
可以想见，宋对该政策极为不满。蒋介石9月24日在日记中骂宋“对国防军费与军费旧欠，皆置之不理”，实乃“祸国殃民害公误私”；10月22日，蒋已开始“思解决宋子文把持财政事”。28日，即有宋子文辞职之事；次日，未作任何挽留，宋的辞职被批准。
值得一提的是：宋子文的辞职，固然与其抗日策略失去了蒋介石的信赖有关，但根本原因，仍在于日本对国府施加了相当大的政治压力，其驻华公使有吉明等甚至明确要求蒋介石、汪精卫撤换宋子文。“反日派”宋子文辞职，“亲日派”孔祥熙接任，显然是对这种日方高压的“积极回应”。虽然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闭口不谈其辞职原因，国府也公开否认宋的辞职与对日外交有任何关系，但日本政界将宋的辞职看成其对华外交的重大胜利，则是无可回避的事实。
不过，宋的辞职，并不意味着国府放弃了抗日立场。事实上，蒋并没有抛弃宋。譬如，凭着蒋的支持，宋以在野身份，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积极与欧美合作，发展公路交通。再如，宋还凭着蒋的支持，驱逐了张嘉璈等亲日派势力，强势入主中国银行，以实施其金融整顿计划。这两项事业，对日后抗战的胜利，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日本政府很快也意识到了宋子文的辞职与孔祥熙的上台，不过是国府的“以退为进”之策，蒋的抗日立场仍然未变。故在1934年4月，针对宋子文的“在野活动”，竟悍然发表“天羽声明”，宣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任何合作，“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也“必然带有政治意义”，“日本在东亚负有与其它各国不同的特殊使命”，所以对此类合作，一概表示反对。⑧其猖獗至此，国际社会亦并无实际的制约之力。
简言之，宋子文1933年欧美之行的彻底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证实了中国的抗战准备工作，在日本的强势破坏下，只有“韬光养晦”、“秘密准备”一条路可以走。至于这条路能走多远，则取决于国际局势将如何发展。宋爱惜羽毛，不愿在财长一职上为蒋“做狗”，但为抗日大计，“狗”必须有人做。这或许也正是蒋晚年回顾往事，以孔祥熙为抗战第一功臣，而只字不提宋子文的缘故所在。⑨
1933年8月29日，宋子文结束欧美之行，返抵上海
注释：
①艾萌：《两朝国舅宋子文秘史》，香港环球内幕秘闻社，1965年，P19。②蒋介石日记，1933年9月5日。③宋子文出访欧美前在上海金融界、实业界茶话会上的讲话，1933年4月17日。④蒋介石日记，1933年7月14日。⑤左双文：《〈塘沽协定〉后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外交》。⑥（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 1927-1937》，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88，P161。⑦左双文：《〈塘沽协定〉后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外交》。⑧“天羽声明”名义上以日本外务省情报局局长天羽英二个人身份发布，实际上反映的是日本政府的意志。之所以用私人名义，乃是为了回避西方列强的质问与干涉。⑨蒋介石：《孔庸之先生事略》，转引自：郭荣年：《民国孔庸之先生祥熙年谱》，(台) 商务印书馆1981，P24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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