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大师笔下的韦小宝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我们在惊叹韦小宝小小年纪就经历了普通人几辈子都遇不到的传奇人生的同时，不少人可能曾经畅想，历史上真有韦小宝存在吗？其实，明朝成化年间大太监汪直的经历，就和韦小宝特别相似，甚至比韦小宝更为传奇。

汪直在历史上被人称为与王振、刘瑾、魏忠贤齐名的明代四大权阉，说起他的事迹，似乎就是利用西厂残害忠良、祸国殃民，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坏蛋。中国史书在评价人的时候是脸谱化倾向非常严重的，汪直作为一个太监，外加权倾朝野，就注定不可能为士论所容，只会被尽可能地丑化。

但真正的汪直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下面就请听作者拨开史书迷雾，为大家解读一下历史上汪直的传奇人生：

首先，是汪直掌权时候的年龄问题。汪直是广西大藤峡叛乱中瑶民的后代，成化三年以幼童身份进宫的，不可能超过十岁，到成化十三年提督西厂的时候，也超不过二十岁，这已经是最上线的估计了。事实上，从史书上对汪直的描述来看，成化十三年时候是“直年幼最得宠”、“今汪直年幼，未谙世事”，到几年后领兵打仗时候是“直年少喜兵”。用四五年时间，从年幼变成了年少，对汪直的年龄的估计只能突破现代人的想象拼命下调。所以，上下综合调整后，汪直的年龄应该是，当上御马监太监（权力相当于兵部尚书）时候十三四岁，一手组建西厂，任西厂提督时候十五六岁，总督军务，领兵出征时候十七八岁，最后被贬南京终老时候二十出头。

与汪直掌权时不可思议的年轻相对应的，是宪宗对汪直没边没沿的宠溺。反正我是看的瞠目结舌。

比如，宪宗可能本来想让汪直管东厂，但因为汪直资历学问不够，不能进司礼监。好办，咱们新建个组织，叫西厂，钦定人员比东厂多一倍，比原来的更厉害，专门压东厂。

汪直新官上任，热情过度，对朝中三品以上的大员都敢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抓捕，看的朝臣们是群情激奋，外加人人自危。不过人家宪宗自己可没生气，反而乐呵着呢。反正汪直上不上奏都一个样，他说什么宪宗都会同意的。

最后大臣们实在受不了了，内阁六部九卿联名要求罢西厂。其实商辂等人上的奏章里已经说得很委婉了，比如说汪直本人的过失虽然不严重，但手下行事太嚣张，汪直年幼，未谙世事，都是受韦瑛等人主使的，所有坏事都是韦瑛王英干的，请皇上保全汪直，罢逐韦瑛王英云云。

饶是这样，还是把宪宗气的怒火冲天，派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去内阁厉色传旨：“朝廷用汪直缉访奸弊有何坏事？你们居然这么说，是谁先出的主意？”无奈，全体大臣团结一心，一致对外（皇上），大有不罢西厂，集体造反的架势。逼得宪宗只能先把西厂关了，汪直回御马监，韦瑛等谪戍边疆。但大臣们这么逼皇帝是不可能没有后果的，宪宗早就开始盘算怎么收拾这帮人了，不信他们真的是铁板一块。

再话说汪直回到御马监，因为韦瑛被逐很不开心，宪宗安慰汪直：“韦瑛是个市井粗人，那帮大臣才容不下他的，要不你再找个能通文墨的的来帮你？”于是有军卒向汪直推荐锦衣卫里有个叫吴绶的文才不错，汪直把吴绶召来，让他当场作了三篇文书。汪直很满意，向宪宗报告：“我找到了。”宪宗：“好，吴绶升锦衣卫指挥，掌镇抚司印！”这也太夸张了，别说宪宗，就是汪直也对吴绶还没怎么熟悉，就直接给了锦衣卫掌镇抚司指挥使这么重要的职位。后来汪直说我不喜欢吴绶了，宪宗就把吴绶调到了南京。

大臣们为暂时的胜利弹冠相庆，背后的危机却已经如山雨欲来。就在西厂刚刚被关以后，东厂查案就牵涉到了当初九卿中带头的兵部尚书项忠。紧接着是大量御史跟进上疏弹劾，涉及诸多位高权重的人，矛头个个指向项忠。宪宗命令锦衣卫三法司当廷会审，项忠大声抗辩，但是众人无一人敢言，由是定罪。项忠削籍为民，与项忠交好的人也个个贬官。

史书上把这件事归咎为汪直的罪过，但是项忠一案汪直自始至终连面都没露过。此时汪直的西厂刚被拆散，亲信也被贬黜，汪直自己至少是在名义上被训斥后赶回御马监，他不可能有能力指使东厂还有那么多御史。另外此事看来筹谋极深，根本不像汪直的行事风格。罢黜项忠是宪宗在前台亲自指挥完成的，只是史书为尊者讳硬要说是小汪直在幕后主使，岂不可笑。

吴绶升迁和项忠一案让有些谄媚之徒嗅到了宪宗仍然非常宠信汪直的信号，就有御史戴缙和王亿上疏为汪直颂功（汪直之前是不认识他们的）。称汪直的西厂允合公论，不独可为今世法，更可为万世法。宪宗很高兴，借机重开西厂，仍用汪直做提督。

另外，戴缙的奏章里提到：自古人臣，一遇灾变，辄自修省，以回天意（刚好对应商辂奏章里说灾变是由于西厂行事苛扰的缘故，读书人就是不一样）。乞令两京大臣自陈去留。据说奏章里让诸大臣自陈去留一事特别得汪直欢心，其实是特别得宪宗欢心啦，汪直再次做了宪宗的替罪羊。宪宗很快用戴缙的办法让大臣们自己说是否留下，由此逼走了内阁首辅商辂等一大批人。戴缙也由此得到了宪宗的一次特别派遣，之后平步青云。

史书评价说汪直的西厂重开后更加肆无忌惮，这是没有道理的。从西厂后来的办案记录看来，不是弹劾驸马强占使婢、以致闹出人命，就是查处镇守太监贩运私盐、擅杀官吏，或是惩罚某些锦衣卫在地方上收受贿赂、欺压百姓，都是查办平时无人敢惹的权贵，可以说是相当不错。

另外，汪直此时的兴趣已经不在搞侦查上面了，而在驰骋疆场、建功立业上。实际上，汪直的大部分时间根本没在京城，而是在辽东或者大同宣府。而宪宗对汪直的宠信和纵容，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汪直想出去打仗，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说：“汪直年少喜功，恐怕会冒进，不能让他去！”内阁首辅万安说：“这小子在京城还没人管得了，要出去了还不把天翻了？”

就算这样，宪宗最终还是命汪直行边，即代天巡守，见汪直如见皇上，地方上所有镇守太监、文臣武将都要听汪直号令。另外，宪宗给汪直的圣旨上还写道可以便宜行事。所以，汪直的权力不是自己欺君擅弄的，而是宪宗明文给的。宪宗居然给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孩子那么大权力，要是不出一点差错反倒不正常了。

有人告汪直纵兵扰民，宪宗一笑置之，还把弹劾汪直的奏章拿给汪直看。有人说上次败仗是汪直他们的责任，宪宗没办法，罚了守将的俸禄，还是没有追究汪直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汪直就难免会飞扬跋扈了。实际上，汪直真正干过的坏事都来自在辽东期间陈钺的挑拨，可以说是被陈钺当枪使了。

陈钺其实也是个颇有才能的将领，被优伶阿丑比作汪直的“两钺”之一(另一个是王越，但和王越比起来，陈钺无论是才能还是人品都差太多了)，打仗全靠他们两个了。在汪直到辽东之前，辽东巡抚陈钺就已经因为御虏不力，被兵部侍郎马文升考虑撤换而惴惴不安。汪直到了之后，陈钺对汪直极尽巴结，跪着在汪直马前匍匐前进。汪直毕竟年轻，这样的礼遇让汪直很是飘飘然，也就不打算追究陈钺的罪责了。而马文升则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还对汪直的随从加以呵斥，导致汪直的随从争相在汪直面前诋毁马文升，称赞陈钺。陈钺趁机在汪直面前告马文升的状，汪直于是把马文升下了锦衣卫狱。最后，宪宗下诏，马文升谪戍重庆。

后来还有一次是御史强珍弹劾户部尚书陈钺早前失机隐匿罪（没敢弹汪直），都给事中吴原、御史许进等更是把陈钺比作黄潜善、贾似道。宪宗罚了陈钺的俸禄，陈钺很怨恨王越掌都察院却纵容强珍等。汪直巡边回京，陈钺出郊外五十里相迎，控诉强珍等人是受王越指使才弹劾的。汪直也很生气，对王越闭门不见（不过陈钺的离间貌似没起到多久作用，从几个月后的威宁海之战的情况看来，汪直和王越又恢复哥俩好了）。这时辽东巡抚王宗彝迎合汪直的心思，诬陷强珍妄奏，汪直于是把强珍下了锦衣卫狱，最后谪戍辽东。

细数起来，汪直办过的真正冤案也就是这两个。另外，汪直还主动收拾过一个叫牟俸的官员。此人忘恩负义，民怨极大，臭名昭著，汪直给他直接安插了个罪名给办了。众人都知道牟俸是冤枉的，但没有一个人可怜他。

汪直虽然态度上有些跋扈，但想得罪汪直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比如秦纮就曾经和汪直分庭抗礼，还密奏汪直纵旗校扰民，汪直回京后却大赞秦纮的贤能，宪宗拿出秦纮弹劾汪直的奏章给他看，汪直叩头承认有罪，但还是称赞秦纮贤能，不改变看法。看来马文升和强珍获罪的原因不是得罪了汪直，而是得罪了陈钺。

不能忽略的是，汪直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宪宗亲自批复的，不存在什么背着圣上残害忠良之类的。后来汪直被贬，宪宗复了项忠、马文升和强珍的职，有人提起更多的人时，宪宗说那些人汪直没诬陷他们，说明他心里根本清楚谁是冤枉的。

与得罪汪直的人会被贬官一样，和汪直结好的人会得到宪宗亲自提拔，比如破格提拔一个河道官，内批推荐两个郎中（明朝皇权限制的真厉害，连亲自提个小官也要被当成污点记到史书里）。看宪宗的作为，大有摆出一副架势：得罪汪直就是得罪我，讨好汪直就是讨好我！也难怪当时官员竞相巴结汪直了，时有谚云：“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烧葱”。

汪直在辽东监军，出了问题宪宗也不追究，打了胜仗则是拼命地赏，真是太爽歪歪了。

不过汪直在外也没出过什么大乱子，史书上所谓汪直弄兵之祸，实在有些夸大其词外加严重偏见了。

汪直被当时人诟病的是第一次到辽东时，几乎把降人再次激反。大概过程是这样的：海西女真叛乱，马文升用外交手段，召集了众多女真首领一起商议招抚的事情。见汪直来了，就对汪直说，“既然您是老大，后面的事情就由汪厂公您出面招抚吧，功劳算您的！”汪直说：“女真人不是已经投降了吗，怎么又反了，还得陪笑脸招抚他们？不去！”结果就这样把聚会的女真首领们晾在了那儿，弄得他们群情激奋，回去准备再次造反。汪直和马文升都慌了，马文升再次施展外交才能，亲赴险地一个个安慰女真部落，才总算化解了这次危机。凭心看来，马文升责任还更大些，汪直初来乍到，什么都不熟悉。马文升出于对汪直气焰的鄙视，故意撂挑子为难汪直，才造成了后来的危局。但是文官们却只赞扬马文升，而对汪直大加指责。

汪直被明史污蔑，以致被人认为是一大劣迹的事情是杀郎秀等七十四人组成的建州女真进贡使团冒功，以致激起女真人叛乱。这种记述从头到尾都是错的，明实录上记的过程是这样的：当时明朝廷本来就要征剿建州女真，兵部尚书余子俊等人认为宜招抚，汪直认为这种做法过于懦弱，应该攻其巢穴、彻底剿灭（鹰派与鸽派的区别，很难说清谁对谁错）。在前线的汪直打算用诱降的方式扣留一些头目，于是假意请郎秀等人过来谈判。郎秀带着四十人的使团跟着明军一路往东，发现越来越不对劲，就打算折返，明军追赶，追兵有人被女真人所杀。明军大怒，把使团的人全部抓了起来，汪直不想给兵部落个杀使者的口实，就把郎秀等人连同抓来的家属械送京师。事情闹成这样，只能打了。宪宗说，既然已经把郎秀等人招诱来了，就让法司先关着吧，仍令汪直在辽东便宜行事。后来，宪宗下旨杀掉了哈速等五人，把郎秀等七十四人发配到了两广福建。

汪直常年在外带兵，宪宗给的大小赏赐从来没停过。论起大的战功，就明实录总结的是平建州、袭威宁海子、守大同三大征。

其中建州之役很奇怪，根本找不到具体过程，明实录上只能看到结果是对汪直等人大加封赏，连战果是什么都没看到，这是不正常的。结论，我们今天看到的明实录是清朝删减版，甚至是删改版。在清修明史里就更夸张了，对真正的建州之役只字不提，反而偷梁换柱，把原本就是子虚乌有的杀死郎秀等人组成的女真入贡使团一事说成这就是所谓建州之功。如果朱见深真有那么昏庸，那他的皇帝位置就不用做了。另外，有一本明人所著叫《彰瘅录》的野史，是专门记述成化十四、十五年间汪直事情的，因为涉及辽东建州女真，被列为四库全书禁书，即内容真实值得保存，但又不允许普通人看。清朝对建州之役的无比隐晦，恰恰说明这是一场很大的胜利。从明实录里唯一保留的一个“平”字，就可以想象是个什么情况了。

那我们就围观一下宪宗对平建州之功的封赏吧：封太子太保、抚宁侯朱永为保国公，加太监汪直食米岁三十六石，韦朗十二石，升右副都御史陈钺为右都御史，其余辽东诸将升赏者达到一千多人。后来，有九十一名锦衣卫旗校联名上奏以随汪直征辽东有功求赏，宪宗大笔一挥，各升一级！

平定建州以后，汪直回到京城统领京军精锐“十二团营”，开明代禁军掌于内臣之先河。汪直本来就是御马监掌印太监，和兵部尚书一起掌管天下军政。现在数万禁军精锐也归汪直统领，宪宗还特别授权京军把总官的选用由汪直决定。另外，到这个时候，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王越、吏部尚书尹旻、户部尚书陈钺、右都御史戴缙、锦衣卫指挥使吴绶、东厂提督尚铭通通都是汪直的人。在内阁和司礼监也各有与汪直结为心腹的人（内阁是刘珝、司礼监是李荣），说汪直是“权倾天下”，一点都不夸张。

要说汪直达到权倾天下就为止了，ＮＯ！ＮＯ！ＮＯ！精彩的还在后面呢！

汪直打过的战役里，最精彩的应该算威宁海之战了，直捣敌巢，真可谓是酣畅淋漓！

明成化十六年，鞑靼可汗率军进入河套。宪宗命保国公朱永为平虏将军，汪直监军，王越提督军务前去御敌。王越说服汪直奏令朱永率大军从南路走，汪直与王越带着轻骑沿着边境向西往榆林。到大同时王越侦查到鞑靼帅帐在咸宁海，于是尽选京营、宣府大同官军两万，出孤店关，昼伏夜行二十七日到猫儿庄，又分为数道。此时天降大风雪，天地昏暗，汪直与王越率五千轻骑孤军深入，冒雪连夜奔袭至咸宁海。由于天色晦暗，到咸宁海时候蒙古人还全然不觉，于是明军纵兵掩杀，以至于少壮者多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夺马而逃，老弱者多被杀掠。

这一仗，蒙古达延可汗巴图蒙克仅以身逃，鞑靼实际统帅、达延可汗的妻子、蒙古神话般的女英雄满都海力战而死。明军斩首四百三十余级，获马驼牛羊六千，盔甲弓箭皮袄之类一万，师不至榆林而还。这次大捷，令宪宗喜出望外。这还是明朝几十年来第一次有人敢深入蒙古境内杀敌的。另外，在威宁海子大破蒙古可汗还有特别的意义，当初英宗就曾被瓦剌挟持到威宁海子。以至于宪宗给回京报捷的汪直养子汪钰，王越之子王时都升了官，这也是从无先例的。

朱永带的大军没有遇到敌人，无功而返。战后论功行赏，宪宗认为汪直等人有奇谋，出境杀贼有功，汪直岁加食米四十八石，王越封威宁伯，成为明朝仅有的三位因军功封爵的文臣之一。

另外一次大捷是大同守卫战，成化十六年十二月，鞑靼军入大同。宪宗说，鞑靼屡次进犯，扰我边境，于是派汪直、朱永、王越等率原统领各部会兵征剿。大同之役没有威宁海那次听起来那么传奇，大概过程是：成化十七年二月，鞑靼从海东山等处入境剽掠，汪直等人分布官军截杀，追至黑石崖等处，生擒虏贼十人，斩首一百十三级，获马七百二十九匹，器械六千二百余件。

宪宗对大同大捷的赏赐之丰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像威宁海一战一样，宪宗再次升了报捷的汪钰、王时、朱暟（朱永之子）的官。参与大同之战的所有人员，从朱永、王越到镇守太监将军，再到一万多士兵，从封赏范围到大方程度，都让人叹为观止。因为汪直是太监，按旧制无秩可升，只能加食米，以岁十二石为一级。这次宪宗给汪直一次加了三百石，可谓宠幸之极，明代在此之前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到此时，汪直的荣宠已经达到了极致。所谓盛极而衰，荣耀背后的危机却早已如暗流涌动。

我们还是先回过头来，看一看汪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吧！

汪直最大的本事还是竟然能得到宪宗那么大的宠爱，而且不只是朱见深，万贵妃和朱佑樘也是超级喜欢他，简直邪门了。

要探究其中的原因，还得从汪直身上找。汪直的确非常聪明，不怎么通文墨，属于天生机巧。小小年纪乔装外出侦查大半年，收集的情报从王府到百姓无所不包，京城的东厂锦衣卫竟然无一发觉，实在是天生干特务的料子。

此外，汪直有个非常惹人喜爱的个性。如果只是擅长花言巧语，谄媚主上，恐怕只能得皇帝一时的欢心，不可能给予太大信任的。

汪直是个很率性的人，不喜欢世俗礼法约束。比如外出公干时候，喜欢放着好马不骑，独自驾着骡车日夜驱驰。

对那些士大夫们，汪直的确有些飞扬跋扈，被皇帝宠成那样，也难免会年少轻狂。其实，汪直内心应该是很渴望融入大臣中的，他的志向本来就不在做一个皇帝面前的弄臣，而是能做一个治世能臣或者沙场良将。但是汪直的太监身份却让他得其实易，得其名难。

当时的士大夫分为两种，要么就是无耻至极，对有权力的太监们不惜斯文扫地地去极尽巴结，要么就是自诩清流，认为太监都是身心不健全的妖人，对之不屑一顾。在汪直刚刚执掌西厂的时候，有一次在街上和兵部尚书项忠相遇，车子已经走过去了汪直才发现，汪直赶紧命车夫折回去，亲自下车给项忠道歉，项忠却理都不理。汪直怒了，以后再见面改成折辱项忠，项忠还是不理会，似乎沾了汪直都嫌脏一样。项忠这么做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士论在评价一个大臣时候，似乎只要与太监走得近的都是奸臣。比如王越，本来是一代名将，军事奇才，没有做过任何所谓坏事，仅仅因为和汪直结好，以至于后世毁誉参半。又如刑部尚书林聪，一辈子的直臣，被商辂誉为自景泰以来，论谏之臣第一。宪宗命林聪和汪直一起到辽东考察诸将功过，汪直对林聪毕恭毕敬，倾心相交，林聪回来后汇报诸事都顺着汪直的意思来，以至于当时士论对林聪独加责备，史书评价也不忘带上一个晚节不保。

在这种情况下，汪直态度上的飞扬跋扈就不难解释了。对于那些无耻谄媚自己的大臣，何必跟他们客气。对于所谓清流，汪直出于赌气，也对他们没好态度，但却不会真的伤害他们，甚至还会大加举荐。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秦纮的例子，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汪直仰慕杨继宗的名气，想去拜会，杨继宗却不见。宪宗问汪直：“朝觐官中谁廉洁？”汪直回答说：：“天下不爱钱者，惟杨继宗一人耳。”后来，有内使在宪宗面前说杨继宗的坏话，宪宗问道：“你说的就是那个不要一个钱的杨继宗吗？”吓得那人不敢再说，杨继宗得以免去了一场可能的灾祸。其他的，比如给事中孙博上疏请罢东西厂，汪直欣赏孙博的才华，反倒请求宪宗为孙博记功等等。

这些事情上看来，汪直是个很大度的人，可谓举贤不避仇。

攀附汪直的大臣很多，但能真正称上汪直朋友的，也就是王越了。对于汪直和王越的相交，外界没少污蔑，比如流传一些谁也没亲眼见过的故事表现王越是如何如何谄媚汪直的。但我们应该先看看，王越是个什么样的人。

提起王越，可以用一个字形容，牛！王越是进士出身，却胆略兼人，是天生的军事奇才，用兵出神入化，善于直取敌人巢穴，出奇制胜。又满腹韬略，仪表奇伟，言语英发。越诗性情流露，不须雕饰，悲歌感慨，有河朔激壮之音。这样的人，可谓文韬武略，如果能生到一个有名的时代，绝对会是现在好多人崇拜的偶像。

王越一生中有三次直捣鞑靼人的老巢，又三次与活捉蒙古可汗的奇功擦肩而过。早在王越认识汪直之前，就曾经率军突袭鞑靼可汗满都鲁的老窝红盐池，令鞑靼人相顾痛哭后远徙北去，不敢复居河套。王越也因此有了功高震主的嫌疑被朝廷闲用。直到后来结交汪直，靠着汪直的全力支持，王越再次创造了威宁海之战的奇勋，得以功封威宁伯。在大家都认为再这样下去王越有望封侯的时候，受汪直被贬株连，王越被夺爵除名，谪居安陆。但王越本为礼法所轻，自负豪杰，骜然自如，照旧大吃大喝，射猎声乐自娱。以至于时人都认为对王越处置的太过，也没有人为他喊冤。到孝宗即位后，给王越恢复了功名职位，但没有重用。后来边患越来越重，朝廷先后用了七个人担任三边总制都不合格，无奈再次起用王越。王越再次在贺兰山大破鞑靼主力，可汗巴克蒙图仅以身逃。这时，恰好宦官李广畏罪自尽，言官污蔑王越结交李广，王越听说后忧恨而死，年七十一岁。

王越为人，豪迈放纵，喜欢结交豪俊，视钱财如流水，人皆乐为之用。平日里多照顾亲族旧友，振穷恤贫，唯恐不及。王越这样的人，很有魏晋名士之风，不拘礼法，也就不合当时儒家理学对读书人的要求，所以为士论所轻。王越在世时，没少被人喷口水，但等王越死后，边防废弛，却再也找不到能及得上王越的良将了。

王越是属于极少数前面提到过的两种士大夫以外的人，比汪直足足大了二三十岁，却难得和汪直是邪味儿相投，一拍即合，又都天生酷爱打仗，可谓是忘年之交。汪直与王越相识最早、关系最密，有记载两人在私下里常至忘形，无话不讲，还因为这样被东厂厂公尚铭在背后阴了一把。

汪直被后人称为权阉，能达到这个地步的，似乎给人的印象就是为了达到目标，不择手段，踩着别人的鲜血一步步向上爬。等获得权势以后，就拼命弄权，打压异己，心狠手辣。可是这些在汪直身上通通不成立。

首先，汪直得宠时的年纪太小，之前不大可能有太多为达到权位不惜手段的过程。如果按着一个老谋深算的政客标准衡量汪直，那他就实在太不上路子了。汪直如果搁到现在，就整个一个愤青，不管遇到什么看不过的事情，都会去惹。用的方法也是光明正大--上奏章弹劾，宪宗也是每请必批。从皇亲国戚，到内侍太监，还有自己的亲信手下，只要犯了不法事的，都没少被汪直给弹落马。所以汪直始终不曾为自己私利建过属于自己的势力班子，一直都是靠着宪宗在后面罩着他。如果汪直是个御史的话，一定也会青史留名的。

汪直虽说跟个火炮似的，到哪儿点到哪儿，搅得官场鸡飞狗跳。但并不扰民，就举汪直上过的一个奏章就可以看出来：

成化十三年十一月，汪直上奏：最近捕获大量盗贼，多是各地军户逃跑潜住在京师的人，这些人多冒名投托，游荡作乱，无所不至，因为没有户籍，难以查考，如果令官校缉访捉拿，难免会惊疑扰民。请求诏命都察院发文，限其一个月内到官府登记。首次被告发的仍发回原卫所州县服役，免究其罪。如果隐匿不报，被查出来的，发配到极远边疆，并且罪连其投奔的主家。如果真是因贫困难以返乡的，审查其来历没有问题，可以编到京卫，发给食粮，使其得所。对于诈充内官家人的游荡无籍之徒，听从其所主之家及邻居的意见。

都察院商议后认为汪直所言有道理，应当通行晓谕，宪宗从之。

所以，汪直是一个见不平就会去管，也不知道为自己留后路，但心里装着百姓的人。汪直算是宪宗看着长大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宪宗比谁都清楚。知道他心机不怎么深，也不属于任何势力集团，唯一忠于的只有皇上。所以宪宗才给予汪直最大的信任，最心腹的事情都是派汪直干的，也敢把那么大的军权放心交给汪直。

实际上，统计过汪直做过的每一件事后，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汪直从来不曾专过权。他想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发到六部讨论过，最后由宪宗亲自拍板的。其他的宦官专权一般是把持着司礼监，下面递上来的奏章可以直接批复，皇帝不知情或者知道也不管。但朱见深虽说不是个好皇帝，但并不是不管事的人。汪直本来就没进过司礼监，也没有这样的权力。之所以会看起来权倾朝野只是因为皇帝实在太宠他了，汪直请的每一件事情宪宗都会批准而已。

有人可能会说了，不是各个重要部门的老大都成了汪直亲信了吗？那还不算专权擅政？实际上，与其说是汪直笼络了一批重臣成为自己势力，还不如说是刘珝、尹旻他们在利用皇帝对汪直的宠爱办自己想办的事情。

汪直少年得志，城府不怎么深，但朝中的大臣们可个个都是老狐狸。商辂去后，朝中的大臣大体是万安、刘吉、彭华等南方士人为一党，刘珝、尹旻、王越等北方士人为另一党。明显亲汪直的是北方一派，但如果由此把这一边归成阉党奸臣，另一边是清流，那就大错特错了。刘珝算是纸糊三阁老里面相对例外的人，万安和刘吉却是彻底的无耻小人。为首的万安硬是攀附万贵妃为姑妈，还勾结梁芳向皇帝进献春药，这样的人当内阁首辅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总体来说，汪直亲近的这一边无论是从才能上，还是从人品上都明显强过万安刘吉他们。

据实录记载，刘珝、尹旻、王越他们有什么谋议，都喜欢通过汪直向皇上开口。凡是汪直建议的事情，宪宗必会听从，又立即可以实施，比通过司礼监效率高多了。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实录里有记载的汪直奏章比谁都多，后面还跟着推测：这个是王越让上的，那个应该是刘珝或者尹旻的意思，这个可能是吴绶代笔的……

总之挺搞笑的，也不排除是史官不愿意承认那么多颇有建树的奏折是都汪直自己的手笔。无论怎样，最终结果是一件件利国利民的举措得以实施：

成化十四年三月，汪直上奏：高邮、邵伯、宝应、白马四湖，每遇西北风大起，粮运官民等船多被堤石桩木冲破漂没，应在原堤之东再筑重堤，积水行舟，以避风浪。工部与漕运总兵巡抚等官合议后，都认为应该增筑，宪宗从之。

成化十四年五月，汪直奏请开武举，设科乡试、会试、殿试，欲悉如进士恩例。宪宗命兵部合议后从之。

成化十七年三月，设山西平虏卫。太监汪直上奏：大同地方自威远城，历老军营奶河堡，以至老营堡，俱路当要害。宜于其间修筑二城，置一卫，拨官军分守。宪宗从之。

…………

在当时“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当道的情况下，汪直做的事情可谓是极尽了人臣的责任。

成化十七年，鞑靼再次进犯。朱见深习惯性地派汪直前去征剿，并给了汪直最大的权力和荣耀。之前汪直的身份都是监军，和总兵官是平级，在地位上略高一些。虽说在军权上汪直一直都是老大，这一次宪宗正式给了他总督军务的头衔，而且赐给汪直一份无比强大的圣旨。

宪宗实录记载：

成化十七年七月甲午，命太监汪直总督军务，威宁伯王越佩平胡将军印、充总兵官征剿北虏，赐制敕曰：

近者北虏屡犯边境，特命尔等统京营精兵，分路征剿。所在镇守、总兵、巡抚等官俱听尔节制，其剿获贼级俱送纪功官验，实不许妄冒。敢有临阵退缩、不遵号令者，听尔等以军法处治，然后奏闻。

（传说中的先斩后奏，皇权特许）

看着汪直再次把京军精锐带走，朱见深突然感到一阵空落。他意识到，是不是该限制一下汪直的权力了？

这次出征，鞑靼退军后，汪直王越请求班师，宪宗以边务繁重为理由不允许。兵部尚书陈钺也代为请求，宪宗仍然不准，还责备了陈钺。不久，宪宗把京营将士尽数召回，只留下汪直王越镇守大同。撤汪直御马监太监职位，改为大同、宣府等处总镇守太监，不久又改成专镇守大同。

宪宗这么明显的对汪直示疏，自然立刻被大臣们捕捉到了。科道官纷纷上疏说西厂办事苛扰，请求罢西厂。宪宗先是说朝廷自有处置，直到万安上疏，才同意再次撤西厂，于是满朝欢呼雀跃。

据史书记载，万安曾经找刘珝一起署名罢西厂，刘珝不同意，后来西厂被撤，刘珝面有惭色。后面真是瞎扯，万安这么做根本就是针对刘珝的，刘珝当然不同意了。不少记述说西厂有多么多么恐怖，进去就没有活着出来的。这也完全胡扯，死到西厂大牢里的数来数去也就是个杨晔，还是本来就该判死刑的，已经弄得西厂因为这个丑闻倒闭了一次。其他的大臣最后都是查证罪行后贬官，不是都活得好好的吗。如果说上一次罢西厂可以说是因为直臣们的努力，关掉了一个办事过于严酷的机构的话，第二次罢西厂就实实在在是贪官庸吏们的胜利了。

汪直可以说被一连串打压的相当厉害了：被解除禁军指挥权、撤掉御马监太监职位，西厂被解散，亲信陈钺也被勒令退休。这时的汪直已经完全没有之前的威势，只是一个普通的镇守太监，原来所谓的“党羽”只剩下了一个王越。

但是汪直这时的心态看起来很是不错，一年来，该建言建言，该弹人弹人，宪宗也还像以前一样每请必准。而且从宪宗的回复上看来，两人相当有默契。真让人怀疑汪直有没有失过宠，这会不会根本就是宪宗和汪直合演的一场戏。

成化十八年六月，鞑靼入侵延绥，在大同的汪直王越分兵协助，明军大胜。宪宗论功行赏，记汪直首功，加汪直禄米、王越岁禄。这么一来万安他们紧张了，担心王越有智计，会诱使汪直求再次重用（照这么说，是不是如果没有王越在边上调唆，汪直自己都没想着再次掌权了？），于是奏请王越和许宁换防。这是一个一箭双雕的阴招，汪直年轻气盛，一定会上钩。

如果说汪直有哪个时期是很难过的话，就是从王越调走到去南京之间了。王越走时，对人说过：“许宁非可大用之才，朝廷如果重用，必定坏事。”之后果然应验。

许宁是个刚愎自用的草包，到了大同以后，处处与汪直争权，汪直说西，他一定往东，总之是一切和汪直对着干。汪直毕竟年轻，就算知道这是万安等人的阴谋，把许宁塞过来就是为了激出他的把柄，还是忍不住和许宁互掐。

这时，全天下人都知道汪直已经失势。成化年间本来就边防废弛，将士慵懒，后来经过王越整饬军备，汪直全力支持，才得以打了那几场胜仗。现在汪直虽然还是大同最高长官，下面的人却已经是阳奉阴违。汪直对军官们的集体消极态度愤怒却也无可奈何，只能整顿多少是多少。比如：

成化十九年五月，镇守大同太监汪直上奏：左参将卢钦、右监丞杨雄不能御虏，以致敌寇多次入境杀掠人畜，又隐匿不报，论法当究问。又其守备等官陈怀、左敬、曹绅、谢端、谷英、郭鉴、张浩也当逮问，并自劾不能节制之罪。兵部请诏，卢钦既然多次失机，罪行严重，应当和杨雄一起执来京师，自陈怀以下，令巡按御史追究治办，汪直误事，姑且先记下其罪。

同月，汪直收到线报，鞑靼可汗小王子打算纠集部落再次大举进犯，恐寡不敌众，驰书上奏请求京军支援。兵部尚书张鹏等人认为京军如果太过劳顿会使其失去锐气（没错，史书上就是记的这个歪理），大同守军只要齐心合力足够御敌，不同意汪直的请求。

前线是大敌当前，汪直苦苦求援，朝堂上却是一帮腐儒只在考虑如何争权夺势，压制汪直。没办法，只能就这么打了。汪直倒也不愧是王越的徒弟，采纳众言以后，打算出兵到边境。让两支偏师分据要害，按伏以待，自己和许宁屯重兵遏制鞑靼主力。许宁不干，他的意思是躲到城里，等鞑靼军进来抢劫的时候悄悄抓几个冒功。这是明朝边将数十年来邀虏报功的老办法。

其实，汪直和许宁一直都在争个不停，过程近乎胡闹。比如，两人因调兵意见不合，竟然把军队来来回回折腾数次。最后两人谁也不愿意和对方一起共事，打算把军队一分两半，各自为战。

这样的争斗，朝廷也不是不知道：

兵部多次戒喻，没用。

宪宗用廉颇蔺相如的故事教育，还是没用。但是现在眼看鞑靼可汗大军压境，再这样下去，仗不用打了。许宁也算是个宿将，总归老成一些，加上朝堂上那些人的鼓噪，连宪宗也以为，是汪直在胡闹。在许宁和汪直之间，选择了调汪直。宪宗派太监蔡新接替汪直的镇守大同太监职位，调汪直为南京御马监太监，并派司礼监太监李荣到大同给汪直传旨。李荣是汪直的好朋友，也是司礼监最受宪宗宠信的人之一，在全国政坛的位置举足轻重。宪宗派这样一个人千里迢迢亲自跑到大同，实在不可能只是传达一个调令那么简单。李荣和汪直私下里说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从此汪直退出历史舞台。

史书上为了表示汪直被调时的惨状，用了“直困顿仰卧公馆，孤灯荧然”这样的形容，那只能是后人主观想象了。其实汪直这个时候是南京御马监太监，正四品，怎么可能很落魄。对于汪直来说，可能更多的还是终于不再处于风口浪尖的解脱吧。

汪直被调，朝中大臣们立即开始了对汪直的集体攻击，一时间弹劾奏章满天飞。科道官们给汪直总结了八条大罪，朝堂上众官议论，都请皇上逮汪直交法司重处。但宪宗只是不想让汪直掌权了而已，从来没想着真的责罚他，就是把汪直下狱做做样子也不舍得。也就是说，汪直从来没落魄过。宪宗应该最清楚，对汪直这样曾经权倾天下又得罪人无数的人来说，在自己有生之年把汪直给贬了根本就是对他的一种保护。

成化十九年八月，宪宗下诏，汪直等结党乱政，欺罔弄权，开启边衅，排摈正直，引用奸邪，本当置之重典，姑从轻发落。降汪直奉御，南京闲住，褫夺王越爵位，谪居安陆，戴缙、吴绶革职为民，发回原籍。

汪直最后的结局，降为奉御，指的是以六品官待遇在自己私宅闲住。汪直在一年多以前就是个光杆司令了，对汪直“党羽”的处置，其实只倒霉了个最不该处分的王越。要说王越真的没有任何过错，只是因为能力太强引起万安等人的忌惮，才借机把他排挤出去的。其他人，陈钺早致仕了，不再追究，戴缙本来就是宪宗给塞到汪直身边的，汪直镇守大同后就被闲置南京了，吴绶是汪直发现此人人品太差，自己给踢到南京的。汪直被贬，戴缙吴绶再次被提出来，革职为民，算是充个样子。

汪直在南京繁华地，守着大把家财，还享着六品官待遇，可谓优哉游哉。这样好的结局，文官们当然不会满意。成化十九年九月，又有大批御史上疏弹劾汪直诬陷大臣。宪宗恼了，以事已了结，这些人烦扰为由，让他们拿出真凭实据来。御史们只管告状，不管查案，当然拿不出。宪宗怒了：“你们才是诬陷！”把领头的大臣下狱的下狱，罚俸的罚俸，才没有人再敢找汪直的麻烦了。

汪直被贬后两年里，刘珝、尹旻相继被万安刘吉排挤致仕。用的方法如出一辙，都是从两人的儿子下手牵连到老爹的。也许万安刘吉本来是打算在弄倒汪直那次把他们一网打尽的，可惜没有成功。李荣也被宪宗派去南京陪汪直了，朝中和汪直有关的各种势力彻底消失。不过别误会，李荣是去做南京守备太监，南京最高长官，真的只是去陪汪直的。

从汪直被疏远到降职的前后经过看来，怎么看都像是宪宗为了保护他故意为之。不过人们不愿意承认，只能从一些小事里拼命找理由。公认的是汪直是由于东厂尚铭的出卖失宠的，只是这种解释实在是漏洞百出。据说是尚铭向皇帝告发汪直向王越泄露禁中秘语一事，宪宗由此知道了汪直王越相勾结的情况。但汪直王越交好不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吗，而且此事发生在威宁海一战以后，从后来宪宗对大同功的奖赏还有命汪直王越领京军出征的情况看，是更喜欢汪直了呀。

如果说汪直仅仅是在宪宗朝没人能动他也就罢了，到了孝宗朝照样金刚护体。孝宗即位后，重处了梁芳等人（和尚铭一样），立即就有南京户部员外郎周从时提出了汪直等也应该重处，抄了他们的家充边疆军需（够有钱的）。只是孝宗竟然以奏章格式不对为理由，把周从时下狱，不久又放出。原来请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这实在太不像孝宗行事风格了，不同意就是了，也不至于做的那么夸张吧。只能解释是和宪宗当初做的一个意思，是为了向大家表示自己不想处理汪直他们。朱佑樘当太子时候应该也挺喜欢汪直的，又或者宪宗对汪直的安排一直到自己死后？

到弘治十一年，孝宗直接顶着压力召回了汪直梁芳，而且这事把有官员气的辞了官，想来回京后的待遇不差。

关于汪直被贬后的记载就只有这么多了，从史书上汪直传记的详细程度看来，又是尽可能地把汪直往惨处写，如果他真的有落魄的时候一定不会放过记下来的。也就是说，汪直终其一生，别说抄家下狱了，就是被贬成普通人也从来没有过，一直过得很好。最后，连史官都觉得不可思议，来了一句“然直竟良死”，我们得以确定，汪直是善终的。

说汪直的善终不可思议，并不是说他有多么罪大恶极，而是就他曾经达到权倾天下的威势来说。不仅仅善终，而且一生不落魄。随便对比一下明朝一个稍微混的有些头脸人的境遇，就会发现这已经成了个极高难度的动作。

纵观汪直行事，实在是太不拘常理了。一共所谓“弄权”时间才六年，有五年时间都是游离在权力中心以外的。史书上说汪直出外领兵的目的是立边功自固，这别说后来看来了，就是当时也能明显看出，一个宦官是不能靠边功巩固自己地位的，反而会自毁前程。每一次战后赏赐，其他人可以很容易封官加爵，而汪直什么也得不到。一两次还好，整整五年时间常年离开京师，更合适的解释是汪直是出于天性更向往边关的豪情，而不喜欢在京城勾心斗角。

所以汪直能以小小年纪，没有辛苦追求过，却轻易获得老练政客钻营一辈子也得不到的权势。不知道为自己留后路，偏偏有皇帝为他一步步安排的好好的，一点委屈也没让他受过。仅凭这一点，就已经胜过各种机关算尽的政治家了。

说汪直和韦小宝很像，是指都是不通文墨，天生机巧，又个性率真，在十几岁就获得皇帝无上荣宠，小小年纪经历了种种传奇后，却又在很年轻的时候归于沉寂。但汪直比韦小宝更可爱的地方是他并不是一个混世的人，他一直都在努力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要是统计起汪直做过的事情，只能感叹这家伙精力实在太旺盛了。短短几年时间却干出了顶别人几十年干的事，而且基本上都是好的。有些读书人只知道在那里耍耍嘴皮子，什么实事都没能干出来，却也后世流芳。把汪直做过的事情分成建言、除弊、御边三类，还是有实际效果的才算数（其实基本上都有成效，权力大，没办法），随便把哪一类给安到一个普通大臣身上，都足够他青史留名的了。但汪直做过那么多好事，却什么名声都得不到，只会因为太大权势被不分青红皂白污蔑。

无论后世给了汪直多大的恶名，汪直自己倒始终过的逍遥自在。汪直一生，曾经权倾天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曾经享受过君王无限荣宠，任他做想做的事情，曾经像霍去病一样孤军深入，千里奇袭过蒙古可汗老巢，最后还能全身而退，倒真的可以说是不虚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