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2月7日，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五位年轻的左翼作家，在密集的枪声中，倒在了位于龙华的上海警备司令部。自1月17日起，几天时间内上海滩几十名共产党员被抓，24名共产党员几乎不经审讯就被蒋介石下令枪杀，柔石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这一次大逮捕使共产党损失惨重，而其中有些谜团至今还没找到答案。

36名共产党人被抓，谁是告密者？

1931年1月17日，潮湿阴冷的上海难得出现了一个好天气，久违的阳光从浓浓的乌云里终于露出了一个脸。下午2点刚过，英租界工部局的几辆警车突然开到了上海三马路东方旅社（现汉口路613号），大批巡捕从车上跳了下来，直扑31号房间。不一会儿便从里面押出了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林育南、苏铁、李云卿、刘后春等8人。然后设下埋伏、留下卧底，将8人押上警车，呼啸而去。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巡捕们张着大网，不留痕迹，似乎这儿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东方旅社是一座始建于1923年的新型旅社，规模不大，但设施先进。上海人习惯将南京路称为大马路，与之平行的一条条马路朝南以此类推而各自得名。东方旅社地处三马路，闹中取静，因而生意兴隆。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筹备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30年5月初就开始长期租用其中的几个房间，31号房专供文艺界代表使用。柔石作为中共党员、着名作家，还是左翼作家联盟（即左联）的执行委员，是这里的常客。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队巡捕又来到离东方旅社不远的天津路上的中山旅社，从中抓捕了欧阳立安、蔡伯真、伍仲文、阿刚等4人。

柔石

从这一刻开始，一直到20日凌晨，巡捕们从东方旅社、中山旅社、华德路鸿云坊152号、武昌路650号等处陆续抓走了36人，全部是共产党员。其中孙云华与王青士两人是下午三四点钟来到东方旅社被抓的；　龙大道与黄理文也是在三四点钟来到中山旅社6号房间被抓；　何孟雄是傍晚赶到中山旅社被抓的。而李求实更冤，他已经从林育南的妻子李林贞处得知林育南可能被捕，便在18号清晨先赶到地处五马路上的新东方旅社（现西藏路80号）31号房探听消息，见一片清寂平安无事。于是又赶到三马路上的东方旅社31号房，结果被捕。

在这些人中，社会影响最大的是左翼作家五人，他们是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与冯铿。

1月17日上午，中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分别在东方旅社、中山旅馆、华德路小学等处召开过会议，传达四中全会精神，会上拥护与反对王明一伙的党员干部争论激烈，但会议至中午结束，均平安无事。而下午并没开会，不过是反对王明一伙的人意犹未尽，继续相聚在地下党的各机关据点座谈。有的完全是凑巧闯上门去的。比如胡也频，他当时与丁玲共同生活，而丁玲已经怀孕待生，于是他就去新新公司（今南京路上第一食品商店附近）买点东西，刚好碰到柔石与冯铿。冯铿想打听一下丁玲的近况，便叫胡也频到东方旅社去坐坐，聊聊天。三人一块儿到东方旅社31号房坐下，仅几分钟的时间就被闯上门来的巡捕抓走了。

那么又是谁告的密呢？据中共党史资料第17期上李沫英的回忆，说是一个名叫王掘夫（又名唐虞）的交通员告的密，他当时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红旗报》的记者。现在中共官方党史均采用这个说法。理由之一是红十四军干部汤士伦在狱中对难友们讲：“你们注意过我的手吗？”不等大家回答他又说：“我一上堂，他们对着一本簿册上我的名字，什么都不问就让我把手伸出来。”说着他伸出了手，大家这才注意到他一个手的手指少了半截。汤士伦接着讲：“我失去手指有个故事，是在战斗中负的伤。这次到上海我就告诉过一个人，他就是《红旗报》的唐虞。”此刻何孟雄也十分懊恼地讲：“恽雨棠（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刚从南京到上海，就在住地被捕了。他的住地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由于工作原因，我把地址仅告诉了一个人，就是《红旗报》的唐虞。”

唐虞是告密者，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但一次性在多个地方抓了36个共产党员，其中包括10位中共各省市的书记、5位左翼作家、几位中央委员、上海工会领导人，还有军队干部等，再加上审讯时，工部局还造好了花名册，一一核对。这样大的出卖，绝非区区一个交通员、一个记者所能做到的。那么出卖他们的究竟是谁呢？根据现有史料，仍无法确凿解开这个谜。

柔石，与鲁迅有着情同父子般的感情

其实柔石同胡也频一样，他在三马路东方旅社被抓，也有着非常大的偶然性。若不是因为那天在新新公司门口的巧遇，他也不会一起去东方旅社。

柔石虽然在1930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着作很多，在当时就很有影响，而且他与鲁迅先生有着情同父子般的友谊。

柔石，原名赵平福，浙江宁海人，与同为浙江人的鲁迅是大同乡。1928年6月柔石抵达上海，在朋友王方仁的引荐下拜访了鲁迅先生。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柔石还将自己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给先生审阅。当鲁迅先生得知他还居无定所时，就亲自担当保人，介绍他们租下了与自己住所不远的景云里23号，开始了一段不寻常的深厚情谊。

据统计，从1928年6月至1931年1月，两年半的时间，仅在鲁迅先生的日记里，记录下与柔石见面就有100次，或谈话，或商议工作，或一块儿外出买书等等，但更多的是请柔石等人上门吃饭。如有人带来些家乡菜等物品，鲁迅一定邀请柔石上门分享。交往如此频繁，这在鲁迅先生的朋友与学生中是仅见的，当时柔石二十六七岁，鲁迅五十岁，充分表现了先生与柔石亲人般的关系。

鲁迅先生深感当时出版界的寂寞，便与柔石等商议，组织“朝花社”，筹办并出版了《朝花》期刊；同时还出版了《艺坛朝花》美术丛刊，这些均由先生指导，交由柔石具体经办。鲁迅喜爱版画，柔石也同样喜欢，于是“朝花社”不断输入外国版画，给当时颓靡的上海文坛吹来了一股刚健质朴的风，后来鲁迅又将《语丝》也交给柔石负责编辑出版。

1930年3月，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柔石协助鲁迅先生筹办的第二件大事。柔石工作虽然繁忙，但才思敏捷，创作更加丰硕，不久他的代表作《为奴隶的母亲》出版，深刻揭露在闭塞愚昧的农村，一个妇女被典当租借到地主家里当作生育工具的悲惨命运，轰动一时。柔石短短一生，发表作品竟达40余万字，是左翼作家中很有影响力的一个。

1930年，柔石回到自己的家，去探望母亲。此刻，他的母亲已双目失明。母亲见游子归来非常开心，终日依偎着他，舍不得他离开。为此他在乡下多住了一些日子。但是谁都不曾想到，此时距离柔石被捕杀害，只剩不多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