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开国总理、首任国家主席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胡志明，在20世纪20年代，曾有过亲密接触、相处共事的经历。本文试图沿着其时空轨迹，将其事罗列归分。

一、殊途同归，张太雷与胡志明相识莫斯科，同悼伟大导师列宁

张太雷，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胡志明，越南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同目标，使两人从不同的国度汇聚到当时世界革命的中心地——苏俄（莫斯科）。由此，各自演绎着辉煌的人生。

1922年12月30日，新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即由原苏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易名为苏联，由此标志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强堡垒建成。而在东方亚洲的华夏大地上，一直关注着伟大邻邦的孙中山先生，更想去邻国亲眼目睹那里发生的一切。同样，新成立的苏联政府亦非常重视东方大国，安排孙中山先生于1923年9月乘坐停泊在（广州）黄埔港的俄罗斯号船，经海参崴（中国名，在绥芬河口海湾东岸。俄罗斯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控制东方）转赴莫斯科访问。但因广东军阀陈炯明仍盘距惠州（广东省辖），桂军总司令沈鸿英的叛乱未平，加之政务繁多，实在无法脱身前往，由此孙中山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商定，改派一个高级代表团赴苏考察。

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任命其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蒋介石任团长，由共产党员张太雷、沈定一和国民党员王登云为团员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苏联方面称之为“孙中山军事代表团”，以下简称代表团）代行其职，从上海启程，经大连、满洲里赴苏联，考察其政治、军事和党务，洽谈苏联援助等问题，代表团于是年9月2日抵达莫斯科。由于该团代表孙中山先生，又由国共双方高级人士组成，备受苏方友好热情的接待。张太雷等共产党员此次参加代表团，完全是国共统一战线（或之国共合作）的产物。因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国共统一战线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逐渐加入了国民党，积极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而张太雷再次赴苏，与第一次赴苏回国恰好两年时间，其任务和上次虽有所不同，但终极目的是一致的，即学习邻邦友党的先进思想和成功经验，以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11月29日，代表团结束三个多月的访苏活动，除张太雷外的其余三人，于12月15日返抵上海。张太雷送走代表团后，便搬到莫斯科市内的留克斯旅馆住下。

张太雷此次参加代表团赴苏访问，除参观学习外，主要担任了翻译和联络工作。但因青年共产国际（也称“少年共产国际”，以下简称少共）要求中国选派一位青年干部作为驻少共的代表，党中央考虑到张太雷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并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少共执行委员，又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干部，便指派其就任中国驻少共代表之职，这就是张太雷继续留在苏联的原因所在。正因为此，促使了张太雷与胡志明的相识相知。

胡志明（1890～1969），本名阮必成，别名、化名有阮爱国、阿三、李瑞、王山而、王达人、宋文初、胡光、平山、秋翁等。1890年5月19日，胡志明生于越南中部的义安省南檀（坛）县黄稠村的外祖父家，在南莲乡金莲村的父亲家长大，父亲阮生色，母亲黄氏銮。胡志明自幼在殖民统治下生活，立下了赶走法国殖民者的志向。15岁在越南顺化国立学校读书时，受国内反法运动的影响，积极参与了为爱国志士做联络工作的秘密活动，由此开始投入到越南民族独立和解放及争取世界和平的运动之中。1911年初，胡志明辍学到潘切，在育青私立学校当教员，不久赴西贡。同年底，胡志明取名阿三，在法国联合运输公司的商轮“拉都舍·特莱维勒都督”号上当厨师助手，从此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此后，胡志明的足迹随船遍布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许多国家，以伙食管理员、帮工杂役、烧锅炉、旅馆待役、洗印照片等业维持生活。在漂泊流离的六年中，胡志明边学习外语，边广泛接触民众调查各国民情，观察世界风云，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和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掠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胡志明定居法国，组织了“殖民地联合会”，创办了《巴黎周刊》，主办了《劳动报》，并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投入到反法西斯殖民统治、法国革命和越南民族解放运动之中。1919年初，胡志明在凡尔赛和平会议召开时，以“阮爱国”之名，代表在法国的越南爱国者，向各协约国代表团递交了一份越南独立八项要求的备忘录，要求法国政府承认越南民族的自由、民主、平等和自决权。但是，巴黎和会毫不理睬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要求。胡志明认识到：要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和人民自由，被压迫民族首先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越南人必须自我解放。胡志明身体力行，将省吃俭用下来的钱用于制作越南独立八项要求的传单，广为分发，并邮回国内。由于独立八项要求代表着越南人民的心愿，至此使“阮爱国”的名字成为一面旗帜。1922年，胡志明在巴黎结识了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蔡畅、赵世炎、李富春、王若飞、肖三等，由此结下了深厚友谊，这也为其后来参加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1923年9月，胡志明还介绍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肖三等加入法国共产党；次月，胡志明离法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革命理论。

1924年1月21日，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因重病久治不愈离开人世，苏联全体人民和在苏的各国无产阶级者立即沉浸在悲痛之中，张太雷与胡志明亦不例外。他们与共产国际及青年共产国际的各国代表在莫斯科，于23日共同参加了隆重的列宁迎灵仪式。

张太雷旅苏期间，与当时在苏的胡志明、日本共产党着名领导人片山潜等联系密切，共同探讨了东方各国的革命问题，产生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其中，三位战友的一张合影照片，弥足珍贵，有力证明了三位亚洲国家共产主义者同志加兄弟般的情谊。

二、共同使命，张太雷与胡志明相聚广州，同效民族解放运动

1924年8月，张太雷按照中共中央决定，告别了李大钊、罗亦农等在苏同志，结束了近一年时间的第二次赴苏工作，从苏联返回祖国，担当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负责工作。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党中央为适应这一变化了的新形势，进一步强化党的统一战线以加快革命步伐，派遣张太雷赴广州，担任中国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助手。鲍罗廷（1884～1951），苏联人，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3年9月，共产国际派遣鲍罗廷来华，替代越飞的全权代表之职，旨在促进国共两党的进一步合作以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鲍罗廷于同年10月到达广州后，受到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的器重，任命其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和国民政府政治顾问，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和国民政府的政务决策。时中共中央亦对其十分信任，请其与谭平山、周恩来、罗亦农、陈延年5人组成了临时委员会，在广州代表党中央就近指导广东的一切具体工作（因时中共中央驻上海）。张太雷抵广州后，便与鲍罗廷一起工作至1927年底国民政府迁移武汉才离开广州。正是党的这一决定，又促使张太雷与胡志明二次聚首于羊城，同为民族解放运动效力。

共产国际早在1924年11月1日就决定，胡志明化名李瑞派往中国，担任孙中山大总统之政治顾问鲍罗廷的翻译。据王一知撰文回忆：“我到广州以后（按：指1925年夏），很快就与胡志明结识。胡志明那时在名义上也是鲍罗廷的助手。鲍公馆的楼下，除了我和太雷住的房间之外，沿走廊还有一排房子，胡志明就住在其中的一间里。胡志明也是在一九二三年下半年去的苏联，同太雷一起参加了列宁的葬仪。他作为法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又出席了少共国际‘四大’以及赤色职工国际的会议。他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来到广州的。他在广州化名李瑞，又名王山而（即‘瑞’字的三个组成部分拆开）。我们那时都叫他李瑞同志。”“胡志明为人很真诚，常对我和太雷说：共产党员对同志对人民都应该真诚。胡志明同我们非常友好，他和太雷在苏联时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时又在一起工作，倍加亲切。他几乎天天都到我们屋里来，我们也常常到他房间去。他经常在自己的房子里用手枪和步枪打靶，太雷有时也和他一块儿打。他在广州的主要任务是同越南的革命者联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成立越南工人阶级的新型政党而努力工作。他在广州成立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出版《青年周刊》，开办越南革命青年的‘政治训练班’，培养越南革命干部。从一九二四年底到一九二七年春天，胡志明都在广州，领导越南青年进行革命活动。”①

在广州期间，胡志明等“还积极参加和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我们也积极支持他们从事的革命活动”②。随着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我们“非常需要做宣传鼓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