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日两国经济战进入白热化，从货币战升级成了物资战
抗战进入1942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虽使国人之抗战信心倍增，顿觉此前漫长之“苦撑待变”已见曙光，但因盟国“先欧后亚”战略不可动摇，中国战场之形势实际上仍在恶化；且此种恶化的侧重点，已自中日两国的军事战，逐渐转移至两国的经济战。①
中日两国的经济战，在抗战准备时期即已存在，如1935年的法币改革，几乎因日方的恶意破坏而夭折。全面抗战爆发后，两国的全方位的经济战，大略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1937年至1941年，是第一阶段，该阶段经济战的主要形式是货币战。日方的重点，是打击法币信用、套取国民政府外汇，搞垮国统区的金融体系。国民政府因先天劣势，进退失据，在这场货币战中损失惨重，至1939年初，战前所储备的2.5亿美元外汇已彻底枯竭。②
1942-1945年，是第二阶段。该阶段，因两国经济均陷入困境——中国本是脆弱的小农经济，抗战五年，物资早已不足，大后方物价已经暴涨；日本无论原料还是市场，都高度依赖欧美，其加入轴心国后，遭欧美各国实施物资禁运、资金冻结，经济体系大伤元气，亟需加大对中国的掠夺作为弥补——经济战的主要形式，遂由货币战，转变为更为激烈的物资战。③
所谓物资战，简单说来，就是将非必需品走私、倾销给对方，再从对方手中夺取必需品。譬如，西药、医疗器械、粮食、棉花等物资，日军严禁其从沦陷区流入国统区，且以高价鼓励国统区军民将这些物资走私到沦陷区；毒品、化妆品、烟、酒、海鲜等物资，日军则积极向沦陷区倾销，向国统区走私。国民政府的做法，与日军完全相反。
大致而言，国民政府在这场物资战中的表现，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依赖各战区的“经济游击队”。1940年3月20日，蒋介石亲自签署命令，要求各战区组织“经济游击队”，来“破坏敌人在我沦陷区域之一切经济建设，保有我战区之人力物力不为敌用，以粉碎敌人以战养战之毒计。”各战区纷纷响应该命令，如第二战区编组了14个“经济游击大队”，第九战区编组了16个“经济游击大队”、鲁苏战区编组了10个“经济游击大队”。这些游击队大多由正规军改编而成，工作重点在于打击敌货、破坏日伪工业，如第九战区的经济游击队，在1941年3月曾炸毁了日军控制下的大冶铁矿。不过，在蒋介石看来，“经济游击队”虽有不少成绩，但与其编制相较，仍不成比例，没有达到蒋的期望。所以，从1941年10月份开始，各战区“经济游击队”被逐渐解散，相关人员归还原正规军建制。④
第二个阶段，自1942年起，主要依赖军统局所主持的“货运管理局”。各战区“经济游击队”之所以未能在对日物资战中取得应有的成绩，有两个根本性的原因：1、各战区缺乏经济情报，不能采取针对性的行动；2、“经济游击队”隶属战区，与中央财政部之间缺乏联系，在物资抢购方面很难得到及时的资金支持。所以，蒋介石决心让军统局成立“货运管理局”，来负责对日物资战，让财政部长孔祥熙来直接保障“货运管理局”的资金支持。⑤
1942年河南大饥荒。这场饥荒造成严重后果的最关键因素，是唯一的救灾交通线陇海铁路在日军炮火下运输能力太有限
“货运管理局”成绩斐然，两年时间里直接抢购了100亿元的物资
“货运管理局”的成立，使国民政府的对日物资争夺战有了明显的起色。这场战争有三个战场：封锁——严禁大后方的必需品流入沦陷区；抢购——自沦陷区向大后方走私必需品；缉私——打击日军向大后方走私非必需品。此处，仅以“物资抢购”为例，对这场战争略作管窥。
抗战中后期，“物资抢购”种类虽多，但总体来说，仍以汽油、五金器材与纱布三者，最为重要。前两者关系到飞机、汽车的燃料与修理，后者关系到最基础的民生与战场救护。在1942年前后，军统局主要致力于汽油与五金器材的抢购；1943年之后，则将过半的力量放在纱布的抢购上。之所以有这样的侧重，是因为1942年前后，大后方对外通道断绝，汽油、五金短缺相当严重，及至抗战晚期，已有“酒精汽车”、“木炭汽车”作为替代，玉门油矿的产油量也渐趋可观；五金器材则有美军以飞机不断运入，纱布遂上升为最急需抢购的物资——大后方非产棉区，对布、纱、棉的需求，远甚于对粮食的需求。事实上，自1943年以后，阴丹士林布在后方已成为囤积、储蓄、保值的对象，几乎具备了货币的功能。⑥
军统局在“纱布抢购”中的表现，颇能反映这一工作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前者主要是对物产情报、价格情报、运输方案、交通路线的细致掌握；后者主要是能够打通国统区金融机关、各战区、沦陷区伪军、土匪、青红帮等各方势力环节。
1943年5月22日，戴笠密电毛人凤及王抚洲，明确指示：“货运管理局目前工作应以抢购纱布为中心，此点甚为重要”，并交代首要之务，是开展详细的市场情报调查：“须于各地纱布业中，物色忠实干练之通讯员担任市况调查，由经济科将每周调查所得，告知货运局，由货运局至少每周通告各地办事处一次，俾得斟酌办理”。1944年初，军统局完成了抗战史上最大的一宗纱布抢购、抢运，将总计6000件约1200吨纱布，自上海秘密内运至后方。其大略运作情形如下：
“货运管理局”在沦陷区抢购物资有上海、香港、汉口三大基地。在上海，军统的主要合作对象是青帮领袖杜月笙与汪伪财政部长兼上海市长周佛海。上海沦陷后，杜月笙命门生徐采承留沪，设立“民华公司”，负责掩护军统的纱布抢购工作。徐采承长袖善舞，与驻沪日军“登部队”陆军部长川本少将交情甚好，加之周佛海当时已秘密加入军统，抢购工作进展相当顺利。
这1200吨纱布，出上海后，一分为二，按军统预先设计、布置好的路线，由水、陆两路抢运。水路运往浙江淳安，就近交东南战区各军需机关使用；陆路由杜月笙的帮会力量为掩护，先运抵安徽界首，再转往洛阳。因军统对沿路伪军策动已相当成熟，两线皆顺利抵达——伪军张岚峰部曾一度扣留该批纱布，索要巨额过境税，后由军统出面，面告张岚峰该批物资乃国民政府所有，张立即放行；伪军郝鹏举且派出部队护送。⑦
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货运管理局从1943年4月成立，到1945年3月撤销为止，共抢购价值100亿元的物资，（策动）商民抢购数量，更数倍于此。”⑧100亿元是什么概念呢？一个可供参照的数据是：1944年，国民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不过200亿元法币。除了物资抢购，在物资封锁、查缉走私方面，“货运管理局”也成就斐然，譬如，仅1943年1-6月份，“共查处10266件走私案件”，这种力度，对日军无疑是一种相当大的打击。⑨可惜的是，这场对抗战坚持到最终胜利至关重要的无硝烟战争，久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尚缺乏更细致、更精准的研究与统计。⑩
1943年，重庆的孤儿院的孩子们
注释
①自1941年下半年起，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内部讲话中，即不断强调抗战“经济第一、心理第一”、“现在不但军事第一，经济也是第一”。 由蒋的这些讲话，不难窥见抗战形势的大致走向。参见：方勇，《蒋介石与战时经济研究 1993-1945》。②国民政府的痛苦之处在于：若想要维持法币信用，则必须维持沦陷区法币的黑市汇率（沦陷区“官方汇率”已被日军控制）；但维持沦陷区法币的黑市汇率，则需动用国府的外汇储备，且只能坐视这些外汇被日军用强制收兑的法币套取。参见：陈争平，《金融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P136-143。③日本方面，其1942年“物资动员计划”明确指出：“昭和17年度的物资供给，拟尽一切办法，增强国内生产，拟以从中、满两国增加输入。”参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P512。此处“中”，系指汪伪政权，“满”，系指伪满洲国。中国方面，1942年4月22日，行政院、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四联总处、军政部和物资局，奉蒋介石之命，开会共同商讨对日经济作战，其讨论结论是：“经济作战方案之内容，应以争取物资为主体。”④孙宝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游击队述论》，《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⑤事实上，孔祥熙与戴笠因“林世良案”交恶颇深，孔为此曾刻意将原拟定给“货运管理局”的3.5亿法币预算，核减为八千万。后因蒋介石的介入，二人矛盾方告一段落。⑥⑦谌旭彬，《戴笠与军统：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同舟共进》2015年第1期。⑧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编：《财政年鉴》（三编），第十一篇物资，P54。转引自：孙宝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研究1931-1945》，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P279。⑨《一九四三年全国缉私统计报告》（1943），战时货运管理局档案，档案号：三一三（2）/50，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孙宝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研究1931-1945》，P280。⑩有学者认为，“总1942-1945年(9月前)大后方共购运沦陷区物资246亿元……大后方1942-1945年(9月前)走私输出369亿元，出超123亿元。”（齐春风，《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经济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不过，上述数据的推算过程相当粗糙。唯大后方向沦陷区走私的总额高于“货运管理局”自沦陷区抢购的物资，是很有可能的，据唐纵1944年6月29日之日记，“雨农(戴笠)自雄村电称，在东南走私经商的不是党政机关就是军队，而纯粹商人走私经商已不容易了，这是实在的话。今日犯科作奸的都是有力量的人。”面对这些“有力量的人”，军统的缉私部门往往也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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