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顾顺章奉中共中央指派，到湖北护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赴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顾顺章住进汉口法租界的德明饭店，24日被捕，旋即叛变，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5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223号通告，宣布永远开除顾顺章的党籍。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通令，缉拿顾顺章。顾顺章被捕前负责情报和保卫工作，谙熟此道；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后，踪迹难寻。所以，直到三四年之后，才被发现毙命于镇江。他的死留下种种传说。

投靠军统之说

1928年3月成立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是中统的前身。1931年，调查科主任徐恩曾风头大出，先后捕获中共两大要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之后，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了一个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具体负责，统管特务组织。因与后来戴笠为局长的军统局的名称相似，有人称之为老军统局。其中，一处为党务处，处长徐恩曾；二处为军警处，处长戴笠；三处为邮电检查处，处长丁默村。也就是说，后来的中统局、军统局、汪伪76号的特务三巨头，曾为同事，在一个屋檐下谋饭吃。

顾顺章叛变后，带着一些特务搜捕共产党人。由于钱壮飞的及时报信和周恩来的果断处置，把损失降到了最低点。顾顺章看到自己的作用大打折扣，也明白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便把负责中共特科时的经验写出来，希望以一技之长，维持自己变节者的身价。徐恩曾安排亲信帮助他整理出6本教材，包括《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理工作》《组织工作》，洋洋50万字，号称“特工圣书”。在特务训练班上，顾顺章主讲《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工作》。顾顺章曾在苏联红军学习政治保卫工作，这段经历被传为在“格别乌”，也就是后来的“克格勃”受过训，使他在特务中增加了几分神秘色彩。参加过第二期特工人员训练班的特务林成荫感叹说：“顾顺章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此道却经验丰富，不愧为老手。结合他过去在中共‘红队’的经历，侃侃而谈，颇能吸引人。”

对顾顺章来说，好事也能变成坏事。特训班上的授课和出版的教材，使他名声大震。以至于戴笠与徐恩曾商请，并呈报蒋介石批准，把他借调到军警处的训练班当顾问和教官，给受训特务上课。顾顺章和戴笠搭上关系后，对中统有所疏远，引起徐恩曾的不满。据调查科驻武汉、上海特派员、参与炮制“伍豪启事”的黄凯回忆，“有一种说法，顾顺章经办的大案归军统，小案归中统。有时中统和军统为争夺案件的承办权，在老蒋面前大吵一场”。徐恩曾不信任共产党的叛徒，对顾顺章同样有猜忌。顾顺章的保镖林金生就把顾写给戴笠的信，偷偷送到徐恩曾手里。调查科的元老张文在《中统20年》中写道，“戴笠为与徐恩曾争‘功’争‘宠’，企图把顾顺章拉入军统特务组织”。于是顾逐渐倾向于军统，徐恩曾绝对不能容许。1935年，徐指示特工总部科长顾建中，以顾顺章“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为名，拔出手枪，将顾射杀。张文说：“以上情况是顾建中在1940年亲口告诉我的。”

再次反水之说

此说主要出自徐恩曾之口。徐恩曾在台湾的余生默默无闻，只有他的回忆录像在历史的长河中投下一粒石子。在《一个特工的自述》、《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这些书中，徐恩曾详细描述中统兴起和发达的岁月，尤以说服顾顺章“自首”为得意之笔。“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共产党作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或许这是中统乃至整个国民党特务组织，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不仅如此，徐恩曾也从顾顺章身上捞足捞够了名利。就连顾顺章曾经的部下，步顾后尘叛变的费侠，也成为徐恩曾的第三任太太。

接下来，徐恩曾笔锋陡转，“我所引为遗憾的是这位在初期反共战斗中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言语之间，流露出几分无奈。徐恩曾说，共产党曾企图利用顾顺章的“转变”，乘机向他们进行渗透。他们当时就研究到这一点，在很短时间内完成顾顺章的“转变”手续，并使共产党知道此事的结果。共产党用计不成，才把顾的家眷全部杀害以泄愤。国民党把共产党员叛变叫做“转变”，1933年出版的《转变》一书，收录了向忠发等人的自述，以向世人蛊惑。徐恩曾在这里把顾顺章的叛变内幕复杂化了，也为顾顺章的结局埋下了伏笔。他说，顾顺章后来要找政治上的出路，“偷偷摸摸去和共产党勾结”。证据是“我们在上海破获了中共的地下总部，搜获一部分文件，其中有关于我的内部人事和业务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些材料无疑是我的内部工作人员透露出去的”。“经过一个新近被捕转变的共产党分子的证实，上述材料确是他报告的”。更有甚者，徐恩曾说，顾顺章手下的人密报，“他有在实行暗杀计划后逃亡江西赤区的准备，于是我们对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只好放弃了”。所以，顾顺章“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被处刑”。

1931年11月，上海法租界所谓“爱棠村掘尸案”披露于报章。顾顺章公开悬赏缉拿“共党首要”，扬言对捕获有功者“赏洋三千元”，通风报信者“赏洋二千元”。悬赏启事在《申报》连登数日，并称“储款以待，决不食言”，不共戴天溢于字里行间。不过三五年间，说他再投“共党”，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组织“新共产党”之说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宪兵三团士兵林金生被调来做他的贴身保镖。林金生写过一篇《顾顺章被杀真相》，其中提到一对“神秘的蒋云夫妇”。林金生说，“顾顺章是个有野心、又喜欢蛮干的家伙”。“有个叫蒋云的常和夫人来南京细柳巷的顾家，看上去他们关系非常密切。蒋云夫妇不是叛徒，也不是中统特务。顾早已视我为心腹，他们很多事也不十分瞒我。通过多次接触我才知道，他们来细柳巷，是和顾顺章合谋组织一个新共产党”。“蒋云执笔了这个组织的章程、纲领，并且还拟定了一个五年计划”。令林金生不解的是，这些东西写好后，蒋云夫妇却被毒死在顾家，尸体装在麻袋里，埋在南京边营。

蒋云确有其人，他和夫人姜辉麟都是共产党员。据江苏党史资料记载，蒋云于1928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回国后创建工农红军第十七军，1931年12月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后，他坚不吐实，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三年四个月徒刑。顾顺章此时正在培植个人势力，设法将蒋云转移到自己在边营的一处特务室，劝蒋为他工作。蒋云也试图借此打入敌人内部，虚与周旋，并秘密联系姜辉麟共谋。顾顺章察觉后，即下毒手，一解心头之气，二为杀人灭口。

1933年初，顾顺章到上海，分别召见调查科上海区的“自首”人员谈话。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印刷厂的变节分子陈蔚如，回忆了被单独召见的过程。顾顺章对他说：“共产党固然不好，国民党更坏。但共产党的干部都是比较好的，能吃苦耐劳，要革命。”“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个调查机构来消灭共产党的组织，另成立新共产党组织。从现在起就要注意联系自首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没隔多久，顾建中到上海召集特务训话，称“有人野心不死，在搞阴谋活动，凡是被诱惑的同志，应该安心工作，特工总部不予追究”。陈蔚如由此得知，顾顺章组织“新共产党”的活动被揭露，遭到软禁。

曾经部署抓获顾顺章的首功之臣蔡孟坚，在武汉警察局长任上到南京公干，与顾顺章偶遇于中央饭店。顾一见到蔡，急忙跑过去向他说道，“蔡先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建议由我组织新共产党，将真共产党大员争取，支持中央政府，未获准，请你出面支持”。可没等蔡孟坚回答，就有人把顾顺章从他身边拖走了。

林金生、陈蔚如、蔡孟坚三人的身份不同，所谈内容却十分接近，值得研究。只有顾顺章后来的妻子，对林金生的话不以为然。顾顺章叛变后，续娶19岁的女中学生张永琴为妻。1991年，历经磨难的张永琴在上海对来访者说，顾顺章“在细柳巷家中杀了为他起草《新共产党纲领》的蒋云夫妇的事，都是信口雌黄。顾会有如此幼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