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中国，“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显然，百姓交税属天经地义，皇帝则能依据需要，随意开征新税，以至“急政虐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

由于不掌握财权，古代欧洲国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拥有效命于自己的军队。在需要打仗的时候，国王往往需要依据封建契约，请贵族出兵，或向银行借款。1215年，英王约翰为应对战争，将贵族的“兵役免除税”增加了16倍，同时提高继承税，激起贵族联合反抗，迫使国王签署《大宪章》。1688年，也就是中国的康熙二十七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此后国家财政权被全部置于议会掌握之下。

对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中世纪欧洲国王更无法与中国皇帝相比

财权、军权之外，古代欧洲国王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同样缺乏专制力量。最主要的干预力量来自教会。在“君权神授”的解释体系下，国王代表上帝行使世俗权力，而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是教会，从而使国王的合法性受制于教会。罗马教会对国王权力构成实质性的限制，当一种权威施以不公正时, 人们能去寻求另一种权威保护。所以古老的德国习惯法《萨克森明镜》说，上帝把两把剑留给世间。给教皇以精神之剑，给皇帝以世俗之剑。

教权对王权的干预，首先表现在王权常常不得不寻求教权的支持。譬如，“征服者”威廉在进攻不列颠前，亲自从教皇手里接过一面旗帜，以示罗马教廷对此次军事行动的支持。黑斯廷战役后，约克大主教为威廉加冕，宣誓：“威廉保证维护教会的权力，并且持守良法以成为贤明之王。”

其次，王权与教权也是在不断竞争之中。因争夺主教任命权的矛盾激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1076年，宣布废黜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教皇也不甘示弱，开除亨利教籍，并废黜其王位，并号召德国人反对国王。丧失合法性的亨利四世最终不得不向教皇求饶，身着平民衣服，在格里高利七世的住所外，迎着风雪站了三天三夜。获得接见后，亨利四世亲吻教皇的靴子以示臣服，恢复了自己的教籍。

反观中国，所谓“儒学”，并无教会这般的政治实体力量，虽同样鼓吹“君权神授”，但儒学群体本身，并不掌控上述意识形态的终极解释权，事实上只能成为皇权专制的附庸。确立了中国两千年政治传统的董仲舒，其大一统思想被汉武帝所赞赏，但其旨在约束皇权的“天谴论”则被武帝唾弃；甚至当董仲舒欲借宗庙发生大火为由，以“天意”批评皇权时，其本人也险些被武帝处死。作为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徐复观，也只能承认，“近代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求之于宪法，而董氏则只有求之于天……但结果，专制政治的自身，只能为专制而专制，必彻底否定他由天的哲学所表现的理想。”在他看来，“在中国, 没有任何社会势力，可以与专制的政治势力作合理的、正面的抗衡乃至抗争，所以最后只有全面性的农民暴动。”

在中世纪欧洲，“意识形态”代言人教皇册封国王乃是常态，反之，在中国，则是皇帝不断加封“意识形态”代言人孔子和孔子后人。何者在精神层面的专制程度更高，实一目了然。

简言之，古代欧洲国王与中国皇帝的专制权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欧洲是“王在法下”，中国则是“法自君出”。在欧洲，没有一个国王的权力是绝对的，所有的君权都是有限的，没有一个国王能如中国皇帝那样，随意剥夺臣属的自由或土地。更没有一个欧洲国王，曾经实现过行政集权化与司法一体化。

亨利四世向格里高利七世请求宽恕

参考资料：

王毅：《中国皇权社会赋税制度的专制性及其与宪政税制的根本区别》，2004年第5期《学术界》；黄敏兰：《史实证明儒家文化难以制约专制权力》，《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期；施诚：《论中古英国“国王靠自己过活”的原则》，《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高尚：《中世纪欧洲王权有限性的历史检视》，《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黄春高：《西欧封建社会》，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王亚平：《权力之争：中世纪西欧的君权与教权》，东方出版社，1995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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