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下西洋，遭遇海盗突袭，这股海盗的头是个中国人，在苏门答腊室利佛逝当时的首府建立了强盗王国。郑和歼灭了这伙盗匪，并把匪首押解回中国处决。

第三次下西洋，锡兰的僧伽罗国王对船队垂涎三尺，设下陷阱。郑和的军队瓦解其部队，攻占其都城，把国王押解到中国，并设置傀儡政权。1409年，郑和授予傀儡政权代表王权的印玺和袍服，成为明朝保护下的附属国，这个附属国控制了马六甲海峡的贸易。

第四次下西洋，一个苏门答腊首领不肯合作，拒不纳贡以交换中国所赐，郑和打败且绑架了他，并最终将他杀死。

……

怎么样？在下西洋赠送礼品的同时，还能开战，专治各种不服。郑和，你是如何做到的？

联想到这几天的南海问题，想想郑和当初下西洋的辉煌，我们不禁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感慨。不过，郑和不能穿越到今天，今天的我们还是应该理性看待今天的问题。

今天的所有问题都与历史有关，那么我们请一位出生于伦敦，先后任教于牛津大学、塔夫茨大学、伦敦大学、美国圣母大学的“美帝”历史学家，看看他如何分析中国人都比较熟悉的郑和下西洋，看看是否和我们的观点不同？

且听“美帝”历史学家分解——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

                           规模宏大的郑和下西洋

明成祖永乐帝在位时，明王朝最宏大、最昂贵的海上的“通西洋”。1405年到1433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气势恢宏，远航至印度洋，成就斐然。郑和船队的规模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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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下西洋时，船队由62艘有史以来最大的宝船、225艘后勤保障船以及27780名水手组成。从新近发现的舵柱推断，宝船的载重可能达3000吨，这是欧洲当时最大航船的10倍。郑和平均每次出航时间约为两年。他们在这些海洋的周边至少拜访了32个国家。

前3次航行在1405年到1411年间，船队沿着暹罗、马来亚、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锡兰航行，但最远只到了世界的“胡椒粉之都”：马拉巴尔海岸。

第4次航行是在1413年到1415年间，船队造访了马尔代夫、霍尔木兹海峡和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来自19个国家的使节随船前往中国。船队返回中国时，使节还没有到达。

1416至1419年间，郑和第5次下西洋，此次出航不仅送众使节归国，也为永乐帝的动物园带回了各种各样的异国奇禽异兽：狮子、豹子、骆驼、鸵鸟、斑马、犀牛、羚羊以及长颈鹿外的一种神秘动物驺虞。朝臣们说：“这些动物预示着‘大瑞兹至’。”

1421年，郑和开始了他的第6次西洋之行。 这次出航，郑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非洲东部沿岸，并沿线访问摩加迪沙、蒙巴萨岛、马林迪、桑给巴尔岛、达累斯萨拉姆和基尔瓦等地方。

1424年，永乐大帝过世，也许是因为朝廷内的派系斗争，1431年至1433年郑和的第7次“下西洋”推迟了些时候，但这次远航走得最远。根据现有的最可靠估计，这次郑和总共航行了12618英里，重走了阿拉伯和非洲诸国，修复了明朝和这些国家地区的联系。

                             郑和下西洋有何目的？

郑和下西洋不同于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跨越大西洋，哥伦布是“寻路之旅”，郑和是“荣誉之途”。

郑和下西洋肩负的是现在称为“扬威异域”的任务，要向他拜访的港口显示中国的强盛国力，要用中国人称为“贡品”的异域奇珍异宝提高明帝在国内的威信。中国人把郑和的船称作“宝船”，但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不只是通商。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官方说法是寻找流亡海外的先帝——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一说法都少有人相信。

显然，郑和下西洋有战略方面的考虑。在东南亚一些对中国贸易和国防安全至关重要的港口，郑和积极参与了其中的政治事务。这时，一个可能对明朝有威胁的帝国刚刚崛起，其突厥领袖是西方人通常所说的帖木儿。心存顾忌的大明朝，大举出航在周边寻找对付帖木儿的盟友与情报。

郑和七下西洋所显示的中国造船厂的产量和能力，势如破竹的远航能力，的确证明了中国建立海上帝国的潜力。

​郑和与敌人的遭遇毫无异议地证明了中国的优势。如前所述，郑和在下西洋沿途还干预当地政治干预，其中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计划在马六甲海峡，即中国和印度间常规航线上的交通要道上，建立一个中国的傀儡国以控制马六甲海峡的贸易。郑和把拜里迷苏拉推上了王位。拜里迷苏拉原是被自己的国家驱逐出去，而成为一伙强盗的首领的，之后在马来亚海岸，现在被称作马六甲那里的沼泽上建立了一个要塞。1409年，郑和授予他代表王权的印玺和袍服。拜里迷苏拉曾亲往中国进献朝贡，成为明朝保护下的附属国。在中国的保护下，这个不大的王国最终成长为一个伟大、富庶的商贸中心。

                              郑和“下西洋”何以成行？

郑和是一名宦官，信奉伊斯兰教，有蒙古血统。这些特点都表明他不可能在中国以儒家士大夫为主的政治生活中成为主流人物。1403年，永乐帝钦点他带队首航西洋，这是朝廷内四个相互关联而利益和儒家价值观相冲突的派系的胜利。

首先，是代表商业利益的游说集团，他们想动员海军支持，推进朝廷对印度洋上中国商人的支持；其次，是代表帝国主义的游说集团，他们希望朝廷恢复前朝对侵略扩张的支持；但士大夫认为，即便是扩张也应该采取和平手段吸收“蛮族”以扩大疆域；再次，是一向强大的佛教徒的游说集团，他们希望把儒家士大夫的注意力分散到其他项目上去，让怀疑或是否定佛教的士大夫不再能把持国家资金。这些佛教徒也许感觉到可以在官方支持帝国扩张下传播信仰。

郑和出航非洲的官方记录已不复存在，但图解形式的航海指南流传下来，并于1621年出版。此图所示为马尔代夫和东非。

中国的大船满载奇珍到达中东众港口，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埃及的皇家史记官描述了中国船队抵达亚丁外海并计划停靠在离麦加最近的许可停靠的港口的消息传来，当地民众激动兴奋的情形。

                    为何海上帝国开拓戛然而止？

中国的海上努力并没持续太久，个中原因争论很多。我们有充足理由相信，中国当时的决策者认为出海探险，远离家园又所费甚巨，因而中止了这一活动。大多数曾经推行海上开拓、试图统治远方国度的国家后来都有所抱憾。我们知道，儒家价值中一向优先考虑家国内政，认为蛮夷如果看到益处自会投奔而来，无论是打击还是引诱都是浪费资源。中国当时的当政者选择巩固陆地上的帝国政权，放弃海上帝国开拓，保证了国家的千秋万代：过去500年间所有的海上帝国都已分崩离析，但中国始终屹立。

但，郑和中止海上远航的背景原因，至少有一点很清楚。科举制度，加上为国家征募政府服务人员的其他体制渐渐难以为继，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学者和士大夫越来越多地掌握了国家政权，前者对海上探险持冷漠排斥态度，后者则认为“君子不言利”，耻于经商。15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支持郑和的名僧、官宦、伊斯兰教徒以及商人都开始失势，宫廷权力转移到儒家官僚手中。1424年，永乐帝过世，洪熙帝继承大统，他即位之后的举措之一就是取消郑和的下次远航。洪熙帝把权力交还给之前失势的儒家官吏，着手削减其他派系的权力。1429年，制船的预算被削减殆尽。儒家精英痛恨海外探险及支持海外探险的派系，他们甚至毁掉了郑和所有的航海记录以消除那段记忆。而此时蒙古的兴起，让中国内陆边境出现危机，中国需要把重心从海上转回内陆，全力面对新的威胁。

这一改变对世界历史影响深远。中国当时的海外拓展多半是民间自主移民，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非法贸易的形式进行的，几乎没有任何皇权的鼓励或保护。但，这却没有扼杀中国的海外殖民或海上贸易。相反，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经贸体，为世界输送了最多的移民。从15世纪起，东南亚的中国拓殖者为每一块定居地的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他们寄回家乡的钱财也为中国扩充了财富。同一时期往来于中国港口的航船吨位可能相当于、甚至超过世界其他地方的总和。但是，中国对自己邻近岛屿之外的海上探险一直十分排斥，这种态度在整个明朝统治时期都没有改变过，这让中国从没能建立起如同大西洋沿海国家那样的全球范围内的海上帝国。

生活在15世纪的世界观察家一定会预测中国将超越世界，率先开拓出横贯世界、跨越大洋的航线，将建立起遥遥相连的海上帝国。可是现实中，完全不是如此。中国把这个领域留给了那些落后甚多的欧洲探险者，把开拓世界航线的机会留给了他们。

中国脱离了更广阔的世界绝非是因为技术落后，或是好奇心不足。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中国船只完全可能前往欧洲或是美洲。事实上，中世纪时，中国的探险者可能的确由东到西，曾经不时地从好望角经过。13世纪的一份中国地图就曾大致准确地勾勒过非洲的形状。15世纪中叶的威尼斯制图师曾说看到过离开西南非海岸的中国船，或者看到的也可能是爪哇船。但是，这样的创举毫无意义，因为那些地方根本没有中国需要的东西。虽然并没有证据能确切证明中国的航船曾穿过太平洋到达美洲，但这却有绝对的可能性。再者，进行这样的航行或试图越洋建立经常的接触也是愚蠢的。因为那里没有中国人想要与之通商的人。

印度洋、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民族也受到这些制约因素的影响，虽然程度较小，但也足以左右他们的选择。阿拉伯国家、斯瓦希里商团、波斯人、印度人、爪哇人以及这一地区的其他岛屿民族和日本人，在自己国家的周遭海域都有大量、充足的商业机会让他们无暇抽身。事实上即便是说有问题，问题也只是他们的航运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区间贸易需要。这就是为什么，16世纪时，他们终究还是欢迎来自欧洲的外来者。虽然这些人好战凶猛，欲壑难填，野蛮粗暴，但是他们给这一海域提供了所缺的运力，增加了财富总量。现实有时就是出乎意料，资源贫乏却给了欧洲人机会，家乡商机寥寥迫使他们不得不前往别处寻找机会。欧洲地处欧亚大陆边缘，因而，最辉煌卓绝的海上探险是从边缘的边缘出发——欧洲是欧亚大陆的边缘，而伸入海洋中的欧洲边缘，正是伊比利亚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