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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为何中国抗战一直是“被会战”?

“会战”的主动与被动,取决于抗战整体战略布局的需要

当下,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意见认为,抗战的胜利并不值得自豪。理由是:抗战八年,中国几乎一直是在“被会战”。所谓“被会战”,意即:会战乃由日军主动进攻发起,中国军队仅仅是被动防御。事实果然如此乎?

这种论调,所凸显者,乃是对抗战史之脉络,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攻、守之势,须服从整体战略布局,乃古今中外无可置疑的战争准则。就八年抗战而言,基于中日两国国力相差悬殊,其战略布局的核心有二:1、持久消耗;2、苦撑待变。

战争之初,蒋介石就已对内明言:“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强横的兵力,我们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其侵略的骄气,我们就要以实击虚,以静制动,拼死拼战,来挫折他的士气。他不能实现速战速决的企图,他就是失败,也就是我们的胜利。”①中国既无法依靠自身力量,一举战胜日军,就只能一面“以静制动”,消耗敌军实力;一面“苦撑待变”,望国际局势向有利方向发展。

至于“会战”级别的战事,究竟选择主动进攻,或是被动防御,完全取决于战略布局的现实需要。譬如,为实现“持久消耗”的战略布局,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中国军队“先发制人”,曾主动发起了参战兵力达百万之众的淞沪会战。日寇侵略华北最剧,中国却在淞沪另辟战场,乃是考虑到华北平原无险可守,尤其利于日军机动化部队的展开,中国军队倘若因卢沟桥事变而就地防御,集中主力与日军在华北对垒,其结局,必是自身既不能“持久”,对敌也不能“消耗”。相反,淞沪地区沟汊纵横,且构筑有相对完善的国防工事,日军机动化部队难以展开,中国军队既能凭借有利地势“持久消耗”对方,也能凭这种“持久消耗”,进而对国际局势“苦撑待变”。此外,如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选择退往武汉(而非洛阳等其他选项),进而动员数十个军,挑起武汉会战,其目的同样在此。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至此,中国军队损失惨重,陆军兵员已不及原编制的一半,海、空军则几乎伤亡殆尽。随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第二期抗战的作战方针,不再致力于大规模的“会战”,而要求“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方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②

相应的,日军在初期的全力进攻后,亦已力竭,被迫改变战争策略:在中国战场,“以不发生特别重大必要之事项为限,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域,将其分割为:以确保安定为主之治安区域,与以消灭抗日势力施策为主之作战地域。”③此后,日军历次攻势,其目的都不在占地,而是消灭抗日有生力量。如中方所称之“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即无意占领长沙,其战略目标是“为了促进在华中树立中央(汪)政权的气势”,其战术目标是“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显然,缺乏攻坚武器的中国军队,此时若主动对占据点、线的日军发起攻坚会战,可谓正中日军集中消灭中国抗日力量之下怀。故1940年之后,在“会战”层面,抗战确实呈现出日军主动发起进攻,国军被动防御的态势。

武汉会战时的国军武汉会战时的国军

抗战中后期,“会战”虽防御居多,“局部攻势”仍数不胜数

抗战进入中后期,中国军队基于“苦撑待变”之战略及无力攻坚之现实,确实在“会战”层面,以防御居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整场抗战中,中国军队以消极防御为主。事实上,较低层面的主动攻击,自1939年转入“第二期抗战”之后,即逐渐增多。如1940年“第二次参谋长会议”,何应钦在报告中说道:“武汉会战以前,敌我共发生重要战斗275次(每次以我军使用兵力一师以上为准)……我军仅取攻势18次”,而“过去一年来,各战区共有重要战斗126次,我军之采取攻势者,计共47次。其余小战斗4219次,游击战斗3442次,多数由我军发动进攻。”换句话说,抗战中后期,中国军队从未放弃在局部战场争取主动,仍处处窥伺战机,主动出击。④

再如,1940年3月30日,蒋介石发布长篇通令《各战区出击队编组区分及游击实施办法》,要求所有战区之正规军,须普遍组织各种出击队,向当面战线之敌军后方挺进,分区游击。要求“凡敌人占领之区,均有我军控置与游击”。这些“出击队”,均由正规军队组成,分便衣队(每单位3-5个连)、突击队(每单位三个加强营)、快速队(每单位三个加强连)、搜索连等四种不同编组模式。蒋介石并要求,每一游击分区之敌军,“在每十日之内,必受我军三队之攻击,使其永无宁日。”⑤

再如,1941年1月21日,蒋介石再度向各战区发布长篇训令,要求其“切实遵照规定,编组训练各种出击队,分区向敌实施有机作战。……以主动之局部攻势,消耗疲困敌人,掩护国军主力之整训”。2月10日,军委会根据上述训令精神,出台“编组突击队具体方案”,要求各集团军和军,必须编组“突击师”、“突击团”,制定具体的主动突击目标,“每战区至少应规定十至十五个”。5月9日,蒋介石再发训令,将主动突击定出具体量化标准:“每一军所担负之阵地,每一月至少要有五次之动作,使敌发生恐怖,且防不胜防。”再如,1942年1月22日,军委会又要求,各集团军每月必须用一个师的兵力“每周一次,分组持续不断轮流袭击。”⑥

略言之,类似上述来自蒋介石与军委会的“局部攻势”的指示与训令,可谓数不胜数,贯穿了整个抗战之始终。此外,如“反扫荡战”、“策应战”、“破坏敌伪政治经济设施作战”,也均属于“局部攻势”的范畴。

事实上,抗战中后期,中国军队也并非完全依赖“局部攻势”,在适当时机仍发起过部分攻坚战役。如1941年9月即发动了“反攻宜昌战役”。当时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日军在宜昌方面兵力空虚,蒋介石电令:“第六战区应向荆宜方面敌人积极袭攻,相机收复宜昌。”第六战区随后出动22个师,由司令长官陈诚亲自指挥,浴血奋战,几度攻入宜昌城内。⑦

蒋介石对此役极为关注,催促“要不惜一切牺牲,三日内夺回宜昌”。最后虽因天降大雨、敌方援军赶至,目标未能实现,但亦如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吴奇伟所说:“宜昌之战对于破坏日军之进攻湖南极为重要”。敌方战史也称,中国军队的“反攻宜昌战役”,“在规模和斗志上都超出日军的意料”。⑧是役,“敌军伤亡官兵六千四百余员……俘虏敌军二十三名……”,而中国“伤亡官兵两万一千余员,约为敌军之三倍”⑨,可谓惨烈。

概而言之,战争中,双方均须依据实力对比与战略布局,选择攻守之势,只要能实现最终胜利,即为正确抉择。如果防御能消耗日军,自无必要在明知不敌的情况下,强行出击。国军之“被会战”与“局部攻势”,正是相辅相成,殊路同归。至于中国军队只懂“被会战”之说,既是对抗战史的无知,也是对抗战精神的污蔑。

国军敌后游击队在受训国军敌后游击队在受训

注释:

①蒋中正:《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与我军抗战胜利的要道》,《蒋总统集》第一册,国防研究所印行,1963年,第971页;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③日本大本营军部及陆军省:《对中国处理方案》,1938年12月6日;④军委会编印:《第二次参谋长会议要录》(最机密),1940年3月,第04-05页。⑤《蒋介石致各战区之卅午令一元略通令》(1940年3月30日)。⑥洪小夏: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研究(1937-1945),第66-68页。⑦文子明:《论抗战时期的反攻宜昌战役》,《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⑧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 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64页;⑨《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12、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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